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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剛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

中美關係正在發生某種程度的轉折

2018-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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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半年就是中美建交40周年。也許大家都沒想到,只用不到40年功夫,中國之於美國、美國之於中國,以至中美關係,都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一個中國以高誠意高謙虛度向美國學習、美國允許中國以低成本低代價向其學習的時代結束了。

以“競爭”和“調整”為關鍵詞,中美關係正在發生某種程度的轉折。這種轉折來自兩個方面。

一方面,自奧巴馬執政後期開始,美國內部精英階層對中國的認知趨向負面,對華政策開始調整並發生系統性的變化。美國在2015-2017年進行的對華政策討論認定,過去那種期待通過將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特別是全球經濟體系,以改變中國制度模式的理想主義政策落空了、失敗了,美國自身的疏忽和嬌縱把中國培養成為美國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

特朗普政府確立了對華競爭的基調,2018年度《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一出台,後續一系列文件都在跟上。這將是一個長期的調整過程,並不會是特朗普政府一時特有的現象。而這背後,是美國對中國快速崛起和趕超勢頭的不安與焦慮。美國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正在失去過去的那種自信,而且深受特朗普政府“重商主義”急功近利思維影響。特朗普政府判斷中國的成功是以取代美國的主導地位為目標,所以要通過貿易戰打壓“中國製造2025”,削弱中國科技創新力對美國的潛在競爭威脅。

另一方面,中國內部對美國的情緒加速積累。今天中國的GDP已是中美建交時的220多倍,2017年中國GDP增長了2萬億美元,美國只增長了1.4萬億。儘管中國距離美國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這種差距體現在人均GDP(中國仍只相當於美國的1/7)、軍事實力、科技創新和轉化力、企業利潤率、文化軟實力、同盟夥伴的廣度和數量等多個方面,但顯然今天的中國擁有更多底氣和籌碼,已不可能重新站到當年那個心理維度上處理對美關係。

不能否認,中國新時代的國家戰略和國民心態在相當程度上是建立在趕超美國這個已經變得相當現實的目標基礎之上的,不可避免地對我們自己現在和將來同美國打交道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產生影響。

未來中美合作因素會進一步減少,而且經過輿論的放大,近幾年中美在南海、經貿等問題上的交手對兩國精英階層和部分民眾的心理衝擊超出此前30年的總和,使支持維護中美合作在兩國都不同程度地發生着從“政治正確”到“政治不正確”的轉換。但是,這是否意味着雙方就必然走向“新冷戰”?利益摩擦和衝突就必然壓倒對話協調成為中美關係的主要方面嗎?這是一個需要回答但不能貿然得出結論的問題。

我們要看到,美國的對華政策討論並沒有形成美國必須對華實施全面遏制戰略的明確結論。事實上,大多數美國人認識到,推行對華全面遏制戰略為時已晚。美國民間對華抱有好感度的人還在增加。美國官方和學術界仍在討論的問題恐怕是怎樣才能結束中國以低成本搭車的態勢,怎樣才能不錯置戰略重點白白賦予中國新的戰略機遇期,怎樣才能推動中國市場跳出他們所認為的“固化格局”進行符合美國需要的制度化改革,以及未來如何協調美中兩強在世界上的利益關係。美國的這個討論尚未產生結論,其將產生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今天的應對。

現在,中國對中美關係的新一輪大討論也已開始,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恐怕不是如何判斷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而是如何應對美國的調整。對於那些有損中國核心利益的施壓,當然要斷然拒絕、巧妙反制、大膽博弈,但必須防止一個傾向,就是將美國對華政策中強硬因素的增多冒然解讀為全面對華戰略圍堵的開始,並且根據這一解讀輕易改變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重思對美關係應該成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重要方面。應該說,當年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是面向美國市場的開放,是建立在理順與美國關係的基礎之上的。未來,如果我們不能與世界最強國保持基本穩定的關係,我們下一個40年改革開放的目標又是為了什麼?是扶植、拉着一幫小夥伴抗衡、削弱、取代美國嗎?那樣我們會有多少夥伴?

這涉及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涉及我們與世界的溝通。我們能否說清楚自己改革開放的初衷是什麼?如果說是為了“強起來”,我們在絕對數量意義上、在科技競爭力意義上超越美國又是為了什麼?如果是使自己變成另一個美國,另一個以美國方式處理國際問題的中國,那麼中國將不可能拉起自己可靠的“朋友圈”,即使有這樣一個“朋友圈”,中國為此承擔的成本代價也會過於高昂。

習近平主席2015年9月訪美期間曾說:“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中美目前正站在這樣一種相互戰略誤判的十字路口,造成誤判的推手是多方面的,雙方必須思考彼此溝通中存在哪些誤傳和誤解,兩國關係是否已經陷入“相互刺激的循環”,是否存在對一些現象匆忙下結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