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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安倍和特朗普時代的中日美關係

2018-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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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日本下議院,讓習近平和安倍晉三得到了無與倫比的國內政治影響力。新的體制改革、國際國內動蕩、世界各國魅力型領導人回歸,以及明顯的政治上的長壽,使外交決策過程變成很少是由共識來推動。事實上,冷戰結束後到目前為止,安倍和習近平是日本和中國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最重要的領導人。

有趣的是,中國國家主席和日本首相有很多相同之處。他們都是“太子黨”,都為自己的家庭在締造國家時發揮的作用感到驕傲,雖然,雙方通常屬於對立陣營。習的父親是抗日游擊戰士,而安倍敬愛的外祖父岸信介負責制定被佔滿洲的經濟政策,包括使用強制性勞工。戰後歲月里,岸信介為自民黨的成立做出貢獻,後來成為總理,第一個訪問台灣,並公開支持蔣介石對大陸的領導權。安倍繼承了岸信介的親台立場,扶植日本與蔡英文政府的密切關係,也導致中國的猜忌。相反,習仲勛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副總理之一,後來在改革開放時期發揮了關鍵作用。習近平借用父親的抗戰功勛,並為其增光。他出席“抗戰勝利紀念日”和“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等新國家紀念日的典禮,凝聚國內的抗日情緒。最後,作為各自國家政治體制的純粹傳承者,他們很容易認同國家偉大的理念,習近平堅持“中華民族的復興”,安倍希望“日本的回歸”,就是明證。習近平和安倍都是民族主義者,儘管程度不同。

兩位領導人在2012年底大致同時上台,遭遇了雙邊關係50年來最嚴重的危機。日本將東海三個有爭議島嶼國有化之後,中國派遣官方船隻和軍用飛機,更積極地反擊其鄰國對尖閣列島/釣魚島的有效控制。然而,雙方為幾個沒有多少經濟和戰略價值的無人小島的對峙,不過是東亞更廣的結構性發展趨勢的一個象徵。隨着中國重新成為地區霸主,為保護本國利益,它的決策者逐漸放棄了低調的外交政策。安倍政府則堅信日本仍是地區大國,不屈服於咄咄逼人的中國,並推出一系列旨在制衡中國影響力的新舉措。地區動蕩和危機感的蔓延,讓兩國領導人重整日本和中國的安全體制,例證是安倍五化八門的安保改革,以及習近平對中國軍警部隊的雙重改革,如新組建維護中國海洋權益的國家海洋局。正如我在最近合著的一本書中指出的,在更大的地區權力過渡背景下,是習近平和安倍政府始終主導着中國和日本的實力較量。

此外,安倍政府和習近平政府在外交與安全政策上的強大影響力,使決策過程的集中化成為可能。兩國政府都建立了新的向心機構,如日本的新“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國新設立的不透明的“中央國安委”。在經歷了一連串短命政府後,安倍利用並且擴大了首相官邸的影響力。例如,最近成立的“內閣人事局”就可以讓安倍來挑選擔任高級官僚職位的人員。鑒於安倍一直以來對國際政治感興趣,首相官邸和“國家安全秘書處”已成為負責安全事務的重要政府機構。同樣,習近平更積極地利用領導小組,把中國的外交政策引向他所期望的方向。他們權力基礎的鞏固,以及政治上的長壽,將使集中決策更加如虎添翼。

安倍和習近平還把他們一貫的戰略思想融入國家外交政策。令人驚訝的是,日本應對中國在東海、南海的推進,既出於當務之急,也出於戰略上的熱情。在更大範圍內,中國和日本還啟動新倡議,如“一帶一路”和“印太戰略”,更自信地利用兩國的經濟影響力達到政治乃至地緣政治目的。為應對中國多方位的挑戰,日本首個《2013年國家安全戰略》完全以政府方案為前提,首相官邸的作用則是控制塔。簡言之,習近平與安倍之間的相似之處非常驚人:他們(在不同程度上)是民族主義太子黨,外交決策方面大權在握,並且有宏大的戰略觀。

然而,日本的對華戰略只有與美國通力合作才有效,而具有潛在顛覆性的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也許從一開始就看上了安倍。出於這些原因,安倍在這位善變的美國總統就職之前,就為他們的個人關係做了大量投入。朝鮮危機為美日合作提供了充足的空間,並有助於最高層溝通渠道的維持。安倍與特朗普總共會晤20次,正如他1月22日面對國會發表政策演說時表明的,他強調,這是強化美日同盟的重要資產。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對中國進行重要國事訪問期間,習近平對他也熱情有加,包括在故宮進行私人游。據說特朗普與習近平的關係也不錯。

但特朗普讓中國心存疑慮,因為他在上任第一年裡把朝鮮核導試驗作為優先事項。特朗普對美國對華貿易投資失衡的本能關注,讓他擁護安倍的“印太戰略”,並與印度、澳大利亞一道重啟四方安全對話。最近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報告指出,中國、俄羅斯及國家間競爭是華盛頓的首要關切。此外,特朗普的《國家安全戰略》指出,兩黨在對華政策上的共識越來越多,那就是,從美國角度看,名義上說,美國的接觸政策基本上是失敗的。以美國對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加征關稅為起點,特朗普政府有可能推行更強硬的對華政策,這有利於日本與中國打交道。要知道,雖然日中關係出現輕微緩和跡象,但今年雙方還是會延續戰略競爭,並充滿對地區乃至全球秩序的對立看法。在21世紀的強權政治中,領導人和他們的個性將發揮不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