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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崔立如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院長

對「大有作為的歷史機遇期」提法的斷想

201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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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宣講習近平在高級幹部研討班講話中的一個重要論斷——“大有作為的歷史機遇期”。而筆者由此想到的是,長期以來沿用的“戰略機遇期”提法終於被“歷史機遇期”的新提法所取代。

戰略機遇期作為中國的官方提法,始於21世紀初期中國崛起還未完全成勢之時。“911”恐怖襲擊和中國加入WTO,從正反兩個方面形成中國得以集中精力加速發展經濟的戰略機遇期。此間中國經濟連續十年實現兩位數增長,造就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強勁勢頭。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海嘯和之後的全球經濟衰退,更反襯出中國經濟的一枝獨秀。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及國際地位顯著提升的同時,也引來西方對中國崛起禍兮福兮的辯論。

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出台標誌着中國已被華盛頓視為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戰略機遇期這個因循提法越來越有局限性,跟不上歷史的演變和時代的轉換,與中國外交“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有層次差距,與對國際形勢“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判斷不相稱,與突出的中美戰略競爭態勢和西方對中國的防範有反差。

中共十九大報告的起草對上述問題如何考慮不得而知。報告在開頭部分照舊沿用了戰略機遇期提法,但在之後的開啟新時代和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宏大敘事對照下,其缺乏與時俱進的歷史觀察和審時度勢的戰略洞悉是顯而易見的。新時期大國競爭的發展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中國在新形勢下面臨更加複雜的挑戰是無需諱言的。美國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對中國冷酷的斷語更讓戰略機遇期提法頗為尷尬。

然而,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機遇期的概念仍然十分必要,但需要一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國際形勢判斷更加順應,且站位更高的響亮說法。現在習近平借對高級幹部研討班發表重要講話之契機,以“歷史和現實相貫通,國際和國內相關聯”的思維,提出“大有作為的歷史機遇期”論斷,使“機遇期”的涵義具有更加寬廣的角度,也使“戰略機遇期”提法由此自然地結束了其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