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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崔立如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院長

中美交流中的認知差距

201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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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中國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也是兩個最主要的大國,但兩國之間差異巨大是眾所周知的。差異是差距、距離,地理上的距離就不說了,兩個國家在發展上差距也是明顯的,觀念上的差距也很大,社會和人文交流同樣面臨這個問題。

社會和人文交流作為中美四個重要機制之一,在當前中美關係發展的新時期尤為重要,因為中美關係現在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或者說進入到一種新的格局。實際上,在國際關係領域裡討論更熱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必將發生衝突的危險。

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4月份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的海湖莊園舉行元首會晤,這場會晤達成了一項重要共識,那就是中美關係對兩國、亞太乃至世界的發展與安全都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中美面臨諸多複雜的挑戰和問題需要應對和解決,為此雙方同意建立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四個機制,當然這四個機制是在原有對話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我覺得,人和人、國家和國家、民族和民族之間的差異大概可以分為兩大方面。一方面是利益差異,或者叫存在差異,不同的存在,立場就會不一樣,而且存在決定觀念、意識。但有時候相同的存在也會產生觀念和意識的差異,因為文化不一樣,就會產生認知差異。中美之間的巨大差異與觀念、認知問題緊密相關。那麼什麼是認知差異呢?我的理解,就是在中美對話當中經常碰到的各說各理、各執一詞。這是什麼問題?就是相互不聽對方的,或者說一方聽不懂另一方的。這樣的對話作用很有限。在中美之間、中日之間以及其他國家之間,這種情況非常多見。

中美之間的利益差異巨大,這種利益差異是由多方面造成的,比如中美之間的發展階段不一樣。美國現在還在繼續提保護知識產權問題,中國也非常重視,但是退回十年、二十年,中國並不把這個問題放在優先地位,因為從當時中國的發展階段和利益來講,保護知識產權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發展。但是現在這個問題重要了,因為如果不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中國的發展就會出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的存在和發展情況變化了,觀念也會隨之變化。

舉個例子,前不久我和美國人討論中美核戰略平衡問題。中美之間在這方面有共同點,比如說共同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在朝核問題上相互協調、共同應對就和這個體系有關係,但是在核政策上,中美之間的差異是很大的。比如,中國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任何情況下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可美國卻沒有宣布且堅持不宣布這個政策。現在人們都在講無核世界,講中美之間能不能在控制核不擴散之外,主動推進採取一些措施,比如,中國希望美國能不能也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因為你的常規力量已經很強大了,而這個問題也是中美爭論的一個焦點。

還有一個觀念和核威懾有關,即相互之間都可以用核武器打擊對方,相互脆弱造成了大家相互之間都不敢打,這就形成了威懾。但是這個觀念美國也不能接受,為什麼不能接受?美國想的和中國不一樣。美國一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曾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就是這麼一說,它是不可驗證的,到時候你要用也就用了,所以說也沒有多大意義。依我看,美國的戰略、美國的全球地位是基於實力的,美國會保留一切可以、可能用到的手段,不會事先自己把自己的手腳綁住,這不符合美國的戰略文化。但是美國也有一個跟中國相近的說法,叫“核武器是最後的手段”。我們把這個提法和不首先使用聯繫起來,裡面是有共通之處的。美國當然明白核武器不能輕易用,其只不過是在強調萬不得已時也可用,現在先不能排除。

對於美國認為“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諾沒有意義的說法,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說,這對美國的文化沒有意義,但對中國的文化卻很有意義,因為這是一個很莊嚴的政治承諾,是一個國家政府的政治承諾,是以中國的國家信譽作為擔保的。中國國家信譽擔保從哪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現在累積的外交信譽中來,是在用我們各方面的言行信譽作的擔保。從國際上來說,這個信譽是可信的,所以它是有意義的。如果美國覺得自己的國家信譽有意義的話,那麼作出這樣一個擔保,一定會產生積極的效果。

那麼,更重要的差異在什麼地方?在於美國作為一個全球大國有一個盟國體系,美國對盟國有保障安全的義務,其中美國的核保護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美國把這些概念用了,比如說“相互脆弱”的概念或“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概念,其對盟國的安全保障就會有問題,所以美國覺得這些概念不能用。

這個例子中有文化差異問題,但更主要的是有利益、戰略目標的差異。所有這些共同構成了我剛才講的認知差異(Perceived Gap),這需要通過中美之間的交流來相互了解,了解了以後能不能找到共同價值?我覺得還是可以找到的。

講到人文交流,在這個問題上總要有一個使命。人文交流是人民之間的交流、溝通、了解,現在兩國互派留學生,這些學生就是最好的大使。事實上,相互了解就一定會對政策制定產生積極影響,基辛格先生就是一個很好例子。基辛格原來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但是從他前兩年出版的《論中國》這本書中,我看到他對中國的了解已經達到了非常深的程度。所以現在他能在中美之間作一個非常好的溝通媒介,兩方面都能說得上話,都能產生影響,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這個鴻溝。而他能成為國際政治大師,也與其對中美兩國都有深入了解有關。

我們在專家對專家的層面上應該做些什麼事情,能不能設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存在的認知差異?我認為這並不容易。認知差異有利益問題造成的,有觀念問題造成的,需要改變存在才能逐步縮小差異。比如,中國通過發展縮小和美國的存在差異以後,中美共同的東西就會增多。但觀念上的問題會更複雜些,除了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外,我們在有些觀念上也應有所進步。我們長期有兩個觀念,第一個觀念是和而不同,這是創建和諧世界非常好的路徑理念,但是我們還是缺乏如何達到和而不同的境界。這條路徑如何建起來,目前舉措還不多,更多的是強調它的實際效用。第二個觀念是求同存異,新中國成立後,中美關係發展了四十多年,由於我們兩國的差異,不能任何事情馬上都能談出結果,所以就求同存異。這個“同”講的是共同的利益,但我們需要從現在的利益跨越到更大的價值。價值肯定是有不同的,此時就需要找到更高的價值,一種能夠跨越不同價值的更高價值認同,而這也是促成中美未來能夠形成一種更好的建設性關係的重要觀念。

最後,專家也要提出一些辦法來解決人文交流的問題,比如從文化歷史的角度看,我們目前在面對具體問題和政策差異方面,能不能找到更多需要溝通的東西。在這方面做點什麼,對政策產生影響,要比我們所說的概念更加接近現實。

(原稿摘自【太和焦點】,為首屆“太和文明論壇”嘉賓主題演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