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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凡爾賽宮了解中國

2017-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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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28日,在凡爾賽宮鏡廳的簽約儀式。圖片摘自維基圖片共享資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中國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持續增長引起很多人的警覺,尤其是國會,因為中國的行為相應地變得更為自信。理乍得·尼克松總統實行乒乓外交和鄧小平1979年讓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農業社會升上世界舞台,這短短35年時間裡充滿了歷史與發展巨變。

西方把中國當成暴發戶並不奇怪,它們歡迎中國走上前台,它們目光敬畏,同時始終帶着適度的懷疑。從東海和南海,到人民幣和習近平主席的“一帶一路”倡議,北京對所有問題的處理都表明其行事不僅更獨立,而且愈加強硬(即使不是直接對抗)。中國對西方屈尊俯就的太平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現實的作用一目了然。財富產生權力,權力產生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不過影響中國行為的要因不是那麼容易理解,因為財富和權力的增長只能說明一個國家能做什麼,而不能解釋它為什麼這麼做。要作出客觀分析,看清北京對外交世界領導地位的願景,中國孔聖人“溫故而知新”這句名言值得深思。

溫故:中國符合美國的構想嗎?

治國理政需要決策者至少了解一點中國歷史,以便掌握談判外交所必需的背景。而一個可以解釋中國行為之處是它的節日,具體說就是“五四”。

中國對西方盟友的支持通常不為人稱道,也沒多少人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千上萬中國人在佛蘭德斯戰場代表同盟國獻出自己的生命,數千人被葬在了利物浦和英格蘭的英聯邦戰爭墓地。當時總共有14萬勞工在西線挖掘戰壕,在兵工廠、碼頭、鐵路做工或當翻譯。然而“中國勞工團”在一戰史中諱莫如深,以至他們被稱為“被遺忘的遺忘者”。

據埃雷茲·馬內拉和蔣潘文(John Pomfret)在他們廣受好評著作中的各自記載,戰爭結束時,數千人在停戰日走上北京街頭,舉着“為民主讓世界安全”的標語,高呼“威爾遜總統萬歲”。美國的聲望如日中天,這其實是美國按照自己的構想塑造中國的機會。

就在中國人停戰日大遊行時,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中國特使保羅·芮恩施大使給總統寫了一封非常有預見性的信。信中這位外交官觀察到,威爾遜主義引起中國人民深深的共鳴,而且,像哈佛大學埃雷茲·馬內拉教授寫的,他們希望“追隨美國的行動和志向”。為此中國人把洗涮過去的恥辱和在世界上獲得主權平等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但這位大使警告總統,如果他們的願望沒能實現,後果將代價不菲。同時:

如果中國對目前的信任感到失望,這種對道德和政治進步的幻滅,後果會是災難性的,我們在太平洋對岸面對的就不是一個同情我國理想的中華民族,而是一個無情無義唯利是圖的龐大軍事組織。

中國人滿懷期望前往法國凡爾賽宮,他們的一個希望就是推翻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以來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收回1897年割讓給德國、後在戰爭中被日本佔領的山東省。但事與願違,山東最後被美、英、法三巨頭又割讓給了日本。

美國的決定醜惡不堪,令人震驚。時任戰時駐同盟國首席軍事聯絡員的塔斯克·布利斯將軍給威爾遜總統寫信說,“即使為了和平而做錯事,也是不對的”。國務院東亞事務專家愛德華·威廉姆斯痛苦地嘆道:“我羞於面對中國人,”“我唯一願望就是不顧一切儘快、儘早、盡量遠地離開這裡。”據蔣潘文記載,這位外交官兩周後離開了國務院。

1919年5月4日,大約300名學生聚集到了北京天安門。與停戰日那天截然不同,他們向使館區進發時打出的橫幅是“還我青島”(當時被日本帝國佔據的山東沿海城市)、“拒絕和約簽字”、“抵制日貨”和“打倒賣國賊”。對中國來說,引起“五四運動”的凡爾賽是一次歷史性背叛,這一苦澀暗涌作為中美關係的歷史文脈延續至今。

知新:中國的喬治·華盛頓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又一次支持西方,與美英軍隊在緬甸並肩作戰保衛通往雲南昆明的重要運輸線“史迪威公路”。戰爭期間,中國軍隊牽制了大約60萬日軍,使其無法被派往亞洲其他戰區。這場戰爭打贏了,但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中國人卻兩敗俱傷地發生着衝突。

有一個人目睹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他的政治思想亦深受影響,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毛年輕時被喬治·華盛頓和他的革命熱情吸引。何迪在他的《中國季刊》文章《最受尊敬的敵人:毛澤東的美國觀》中解釋說,毛認為,如果華盛頓能打敗英國並建立美國,那麼中國也可以擺脫殖民枷鎖,發展成為一個強國。

與其他中國人一樣,蔣潘文寫道,毛深受威爾遜鼓舞,對美國寄予厚望。但這些希望從未實現過。不僅凡爾賽之後中國希望破滅,美國在二戰之後還支持蔣介石將軍和他的國民黨。據何迪記載,毛澤東後來表示:“我們前一時期犯了錯誤……這是我們第一次與美帝國主義打交道,我們經驗不多,因此我們受騙了。有了這次經驗我們就不會再上當。”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美關係的緩和歷經波折,其中至少包括朝鮮戰爭(1950-53年)、金門/馬祖危機(1954-55年、1958年)和國務卿約翰·福士特·杜勒斯對三原則的重申: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中國加入聯合國、不解除貿易制裁。

商業往來:另一種“知新”

自從1971年得到聯合國承認、1979年改革開放、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美中雙邊關係特別是貿易投資關係使成百上千萬人擺脫了赤貧。但是,由於目前信任嚴重缺失,這一關係不僅依然緊張,而且變得越來越複雜。

巴拉克·奧巴馬總統執政期間中美關係當然有緊張的時候,但多數情況下這一複雜關係沒有出格,或許稱之為可控的、具有可預測性的緊張關係。

但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政府里,目前不清楚國務院是否能有一個身居要職的中國通從事美國外交工作,並以鑒古知今的高超技巧平衡“美國優先”政策和對華交往的必要談判。事實上,人們甚至懷疑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領導的國務院如今百無一用。

記住命運:用實力說話

如果有人懷疑“五四運動”的影響及其對“百年屈辱”的作用,那麼2014年的“五四運動”95周年紀念活動足以打消這種懷疑。在北京大學演講時,習近平表示:“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而青年又處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時期,抓好這一時期的(儒家)價值觀養成十分重要。”習近平把“五四運動”與中國當前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直接聯繫,他說:“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樣,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錯了,剩餘的扣子都會扣錯。”1939年毛澤東宣布,“五四運動”標誌“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美國政策制定者應該明白,今天決不能再像歷史上那樣,以家長式、掠奪式方法對待中國。他們必須認識到國家安全決策中的隱性機會成本。特朗普總統的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對此作了最好表述,他表示:“如果不為國務院提供充足的資金,那麼到頭來我就得購買更多軍火。”俗話說,“能算清的事情並非都重要,重要的事情並非都能算清”(通常認為此話來自愛因斯坦)。增加軍費開支也許具有短期、可見、可量化的吸引力,但僅靠威脅或使用武力就能解決所有中國和亞洲問題,這一點值得懷疑。

雖然如此,政策制定者在打算與中國打交道的時候也應該記住,毛澤東的經驗在中國歷史上投下過長長的影子。他青年時代對美國的仰慕,以及後來對美中和解的期待,都被他對外國列強羞辱、入侵、瓜分中國的印象否定了,這導致他對美國極不信任。不管承不承認,這個始於法國凡爾賽宮的歷史文脈是中國與西方交往時的微妙參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