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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行漸遠?透過歷史看中美合作與對抗前景

2017-05-02

每當美國或中國政府換屆,國際媒體都會立刻充斥對領導人私人關係如何影響世界兩個最重要國家間關係的猜測。然而,這種短視的閑言碎語忽視了更重要的結構性、歷史性和國內政治的力量,這些力量在塑造美中關係態勢過程中最終起着主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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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中國在過去170年里有着複雜的關係。這麼長的時間跨度中,安全和經濟維度尤為突出。如果我們特別觀察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以後的這段時間,那麼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在安全領域是競爭性的(兩國甚至在朝鮮戰場兵戎相見),而經濟方面的關係幾乎不存在,因為中國上世紀50、60年代採取的是自給自足政策。

隨着中國“三線”建設戰略和美國在東南亞的重兵介入雙雙開始難以為繼,兩國漸漸把蘇聯視為比對方更嚴重更直接的威脅。所以到70年代初,美中兩國同意着手進行安全合作,以應對共同的敵人蘇聯。最終,這種安排在70年代末演變成關係正常化框架,中國轉向“改革開放”,美國則以“戰略接觸”為改善對華關係的配方。

80年代羅納德•里根和鄧小平大權在握時,中美兩國掌權領導層都認為,深度融入全球經濟是本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首選路徑,儘管對北京和華盛頓領導人來說,蘇聯威脅仍是心腹之患。在這種氣候下,兩國安全與經濟關係迅速升溫。然而,隨着蘇聯解體,一切都變了。

上世紀90年代,江澤民和比爾•克林頓都把本國經濟的重點放在推動全球化、確保中美兩國保持貿易和其他經濟事務的合作上。而安全合作有所削弱,甚至出現對抗,1995-96年台海危機和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期間這種對抗尤為嚴重。類似的緊張一直持續到小布殊政府初期,南海撞機事件和其他爭端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經濟關係,儘管後者依然良好。不過自從2001年“911”事件後,事態發生了重大轉變。

襲擊事件發生後,中國和美國很快找到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這個共同點,其範圍後來又擴大到反海盜行動和聯合國授權的維和。美國對中國國內安全政策的批評減少了,中國得以擴大在中亞的影響力,發展“上海合作組織”。該組織1996年起已經存在,但2002年6月成員國簽署新憲章使其地位大增。然而,中美安全合作也只是達到目前的程度,從未接近上世紀80年代的關係水平。與此同時,胡錦濤對中國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熱情(至少與江澤民相比),也無法讓美中經濟關係保持在克林頓與江澤民時期的水平上,儘管小布殊激進的干預主義國際政策通常伴隨着對全球市場和貿易自由化的支持。

習近平上任後更多關注的是國內問題,他的領導團隊一直在努力把控威脅消弱中國經濟前景的國際經濟力量。尤其是,債務的高企、增長率的下降加上日益加快的嚴重資本外逃,比過去20-25年任何時候都更加從根本上威脅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習近平關注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同時繼續擔心國際市場和貿易,這使得與鄧小平著名的“南巡”以來任何時候相比,中國都不再那麼堅定地致力於持續不斷的全球化了。

當此時,唐納德•特朗普毫不掩飾的經濟民族主義,以及喧囂的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言論,導致美國出現了一個至少自二戰以來最為內向的政府。對於特朗普不停承諾的東西,哪怕白宮只照辦一小部分,也會讓美國的姿態表現為堅決反對全球化。就算是與傳統盟友進行合作,實現國際經濟一體化,似乎也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說與中國了。在這種氣氛下,中國與美國經濟上看來是漸行漸遠,安全問題上也可能走向對抗,因為在兩國精英心目中,對國際恐怖主義這個共同威脅的看法並不一致。

坦率地說,觀察家們明白,我們遇到了麻煩,只有朝鮮是唯一的潛在合作亮點。當然了,即使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採取具體行動(至少公開地)。在諸如在韓國部署“薩德”等事情上,中國和美國的安全對抗不斷升級。中國宣布設立覆蓋東海有爭議地區的“防空識別區”,引起日本的憤怒,並把美國推向日本右翼政府,支持它採取對抗性對策。隨着民進黨在去年大選中獲勝,台灣政局也加劇了美中緊張局勢。與此同時,在南海發生的聲索、反聲索、威脅和好戰行為,使該地區成為世界上最不安定的地區之一,而美國和中國在一系列棘手的分歧上相互對立。

隨着全球化倒退,以及傳統的安全競爭與對抗日益激化,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似乎隨時面臨危機。雖然說,這是一種令人擔憂的可能,但讓人比較樂觀的是,兩國有可能在重要的非傳統安全領域開展合作,如應對氣候變化、網絡犯罪、傳染病、恐怖主義或公海海盜等。如果美國和中國能避免朝鮮、台灣或南海問題迅速升級,同時在關鍵的非傳統安全領域建立溝通,那麼更加和解的關係就有望出現,世界經濟的穩定也會更加有利於兩國重新恢復經濟的全球化。這種暫且維繫的模式,也許比出現更深層的關係分裂,或出現一個未知的新共同敵人,甚至中美兩國再現戰略對抗,都要可取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