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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的戰爭政治遺產

2016-12-15

巴拉克·奧巴馬總統2009年上任時,大約有18萬美國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與叛亂分子作戰。奧巴馬宣誓就職之際,美軍的死亡人數已經接近5000。這位第44任美國總統被選出來結束布殊時代的“長期戰爭”,讓美國國防政策從在海外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轉向小規模行動,同時專註於“在國內建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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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奧巴馬2011年強調“戰爭浪潮正在消退”,但超過2500名美國軍人在他八年任期內喪生,其中超過2/3是在阿富汗戰死,因為總統2010年曾下令,為擊敗叛亂,增兵3.3萬(目前在阿富汗仍有約9000美軍)。儘管總統承諾讓美國擺脫戰爭,五角大樓與戰爭有關的開支實際上卻從布殊時期的8110億美元左右增加到奧巴馬時期的8660億美元。

據估計,自上任以來,奧巴馬還增加了部署在海外的特種部隊數量。美國在130多個國家部署了特種部隊,並大量增加針對巴勒斯坦、索馬里和也門恐怖分子的空襲行動(主要由無人機執行)。此外,奧巴馬的白宮還下令部隊進入喀麥隆、烏干達、敘利亞和伊拉克,即使七年前已經從伊拉克撤出了所有部隊(現在那裡仍駐紮約5000美軍)。

過去八年里,奧巴馬明顯更偏愛使用空襲和特種部隊的小規模行動,而不是大規模部署常規部隊。一方面,他是不想透支美國的資源,而這種偏好背後的另一個動機,是希望盡量減少美軍和平民的傷亡。不過還有一個額外原因,那就是他對軍事力量根深蒂固的懷疑。據他身邊一些顧問透露,奧巴馬總統堅信,無論怎樣聰明地使用武力,你都永遠無法完全控制它。

正是這種對戰爭本質的現實主義認識,有可能成為這位總統最突出的遺產,從而影響未來數代決策者對在海外使用美國軍事力量的權衡。

奧巴馬對使用武力總體上的懷疑,是步另兩位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和老布殊的後塵,這兩人都是溫和的共和黨人。三位總統都認為,只有當海外局勢對美國構成直接安全威脅時,才允許美軍採取大規模行動。他們的理解基於四個原則:

首先,儘管美國是世界頭號強國,但在軍事開支和戰爭方面,它的資源並不是無限的。

其次,“美國不到海外尋找怪物並消滅它”的理念所強調的是,美國的利益必須有明確的輕重緩急,應該以此為基礎決定是戰爭還是和平。

第三,因為關注重點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美軍不應該為了防止人道主義災難而派到海外,除非這些災難直接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

第四,只有有機會取得完全勝利並且有明晰的退出策略,美國才應該開戰。

以上四個假設是基於對戰爭無常的務實理解,以及認識到人類難免犯錯,因此領導人行使軍事權力當極其謹慎。將軍和政客經常犯錯誤,這些錯誤在戰爭時期更嚴重且通常無可挽回。軍事衝突本質上不可預知,其釋放出的力量即使世界最強軍事大國也往往無法控制。軍事行動的意外後果甚至還會增加人民的痛苦。“戰爭必然帶來人間悲劇”,奧巴馬在他2009年領取諾貝爾獎發言時言簡意賅地警告道。

修昔底德2000多年前也指出,“戰爭是嚴酷的老師”。我們這個時代依然如此,正如美國上世紀50年代在朝鮮、70年代在越南、21世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見,一次又一次,它都發現發動軍事衝突要比結束它容易得多。戰爭限制了政策選擇,總統常常發現自己鮮有迴旋餘地,到頭來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這也削弱了一個國家的道德威望(例如阿布格萊布和關塔那摩灣)。

因此,第44任美國總統相信,假如能盡一切可能,就應避免軍事衝突,而且軍事衝突永遠不應該是默認選項。或者用巴拉克·奧巴馬在2015年末時候的話來說,“美國的實力和美國例外主義不等於我們去轟炸人家”。這個簡要的習語總是被華盛頓特區那些思想更守舊的決策者拋在腦後,過去八年,他們不斷地推動着一種更加軍事化的美國外交政策。

巴拉克·奧巴馬今年4月接受《大西洋月刊》採訪時表示,“華盛頓有一個總統應該遵行的劇本,這個劇本也就是對外政策的制定。這個劇本羅列了各種事件的應對,而這些往往都是軍事反應。美國受到直接威脅時,這個劇本管用,但它也可能是一個陷阱,導致作出錯誤的決定”。

由於在處理複雜的外交政策問題時對軍事解決方案持懷疑態度,巴拉克·奧巴馬是拒絕使用這個劇本的,並且他公然反抗華盛頓外交政策圈子對使用武力的既定思維。他並非反對一切戰爭,如他曾經說的,他只是堅決反對“愚蠢的戰爭”。

在這個問題上,他的對錯歷史自有評判。

“戰爭有時必須是一個選擇,但永遠不應該是第一選擇。”這是奧巴馬在2004年波士頓民主黨大會上的名言。兩屆任期內,這位總統反覆嘗試指出軍事力量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局限性,正如德里克·喬列特在他《漫長的遊戲》一書中講述的,因為奧巴馬的理解是,戰爭有時雖然必要,“但永遠會是悲劇”。

雖然巴拉克·奧巴馬無法讓美國從眼下身處的幾場衝突中解脫出來,但他為後任決策者對某些情況下使用武力的效果留下疑問的良方。奧巴馬的戰爭教義會不會影響即將上台的政府尚待觀察,但從特朗普班子在這一問題上的初期言論看,這似乎是不太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