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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對亞洲關係

2016-11-30

自打1948年哈里·杜魯門出人意料後來居上,贏了共和黨對手托馬斯·杜威以來,還沒有哪一回美國總統大選如此地令人心煩意亂。儘管之前幾個月在所有權威的民意調查中都落在後面,到了2016年11月8日,唐納德·特朗普還是在激烈的競選中一舉擊敗了民主黨對手希拉里·克林頓。投票正式結果出來後,特朗普的選舉人票與杜魯門非常巧合地不相上下(306票,杜魯門303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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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方面,當選總統特朗普相對於他的幾位前任來說都是一大突破。但在某個方面,他多少承接了跨越1/4個世紀的三位前總統:就任總統之前擔任公職的時間一個比一個少。比爾·克林頓進入橢圓型辦公室之前,曾擔任近10年的公職,小布殊差不多5年,巴拉克·奧巴馬更少。特朗普則沒有半點民選和擔任公職的資歷,所以他在這一不幸趨勢中墊底。

當選總統特朗普的勝利,可以歸因於美國中部地區基礎製造業的空心化。空心化在受影響地區引起主要是白人男性和女性(更多白人女性把票投給了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深深的不滿。投票支持特朗普,就等於投票反對主流政客及其精英支持者,等於反對外國的利益——主要表現就是強烈反對國際貿易和移民。“白人的反抗”浮出水面,反抗着更大背景下的收入停滯和愈演愈烈的不平等。2016年,美國家庭實際收入中位數比2000年還低。即使那些處在工資階梯第95個百分位上的人,過去40年里收入也僅僅增長了45%。而同一時期,工資位居前1%的人收入增長了180%。同樣重要的是,自1990年以來,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美國不工作的男性人數增幅高居第二。經濟學家預計,到本世紀中期,這類人群將佔到就業適齡男性的1/4。

唐納德·特朗普對憤憤不平的白人選民的一味迎合,以及他由來已久(不那麼被人注意)的反貿易思想,將影響到美國的對華政策。首先,美國正在向內轉。受社會經濟問題拖累,美國缺乏領導國際秩序的意願和愈來愈強的能力。這種向內轉變將強烈影響並負面作用於建立在規則之上的國際經濟秩序,在這方面,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成為了最早、最引人注目的犧牲品。在特朗普或下屆政府領導下,當前版本的TPP沒可能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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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重要影響是美國轉向保護主義。為恢復美國製造業的就業,特朗普承諾把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關稅提高到遠高於美國的世貿組織(WTO)條約所要求的水平,同時還會充分利用美國的貿易救濟措施,甚至是非常時期經濟權力,來打擊中國的貿易流通。預期中可能出現的經濟和法律報復也不會阻撓他的這一意願,雖然強度上有可能減弱。自從特朗普成為曼哈頓一名年輕地產開發商的上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毫不懷疑地相信亞洲人(當時是日本人)是本能地用重商主義和欺騙來從事國際貿易。WTO成立之前,羅納德·里根對日本摩托車和半導體產品加征45%和100%的高關稅,這也是特朗普想唱的戲碼。即將出現的嚴重美中貿易摩擦還可能影響雙邊投資,在這方面,對於限制中國國有企業併購美國公司的案例,以及要求更對等地進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市場,美國會有更堅實的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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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除了貿易政策,特朗普的經濟哲學還將擾亂貨幣市場。他的經濟哲學主要是標準的共和黨/里根經濟學那一套(信奉放鬆管制的私人市場,討好1%的富人)。短期內,寬鬆的財政政策和較緊的貨幣政策會在全球需求低迷之際吸引資本流入美國。長期內,聯邦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問題衝擊着人們“美元是避風港”的想法,這將給美元帶來下行壓力。判定中國是“匯率操縱國”之後開徵非法反補貼稅,將使貿易危機和貨幣危機疊加並惡化,並可能導致外匯市場陷入極端性波動。

第四,特朗普的美國外交與國家安全政策將呈現出更多孤立主義色彩,在應對全球和地區挑戰時,寧願把更大責任交付給其他大國和合作夥伴。雖然不會犧牲國防戰備,但對歐洲和亞洲的大規模戰略威懾考量將讓位給重點消除更直接(或者能自我升級)的存在性威脅。而排在這個存在性威脅隊列之首的,就是激進的伊斯蘭極端主義。

在亞太地區,那些被認為是搭戰略順風車的盟國和夥伴國(在特朗普一直以來的觀念里,這是它們貿易政策圈套的前提)將被更粗暴地要求分攤財政軍事負擔。雖然還是會全面兌現對盟國合法的防禦義務,但在對亞洲外交關係上採取更撒手的政策,會削弱除了盟國之外其他區域合作夥伴對美國意志的信心,尤其是在東南亞地區。假以時日,這種不負責任和大意會讓人們質疑美國領導力的長期後勁,質疑美國在亞洲的協同領導作用。反過來,東盟國家會打開大門,用更少冒險、更具建設性的方法與中國打交道。這會讓已經遭冷落的“重返亞洲”變得更加不受待見。

第五,最近經過不懈努力達成的美中及多邊環境合作也岌岌可危。對氣候問題的否認和對監管的深惡痛絕,形成了一個少見的交匯點,讓特朗普的本土藍領擁戴者與共和黨內他的1%精英支持者團結到了一起。由於特朗普無法向其本土主義擁護者兌現堂吉訶德式的讓就業迴流和關於移民的承諾(建一座“高高的、堅固的、漂亮的南方邊境牆”),那麼,取消原本羸弱的,在對等基礎上非強制性的、為行動而行動的美國巴黎氣候變化協議承諾,就成為低成本的獻祭之道。不過,宣布巴黎協議作廢將進一步損害美國的“軟實力”地位,這一地位在骯髒的大選期間已經飽受摧殘。

特朗普獲勝的最後一個影響,是中短期內美中關係的管控將變得難以捉摸。過去40年來的大部分時間裡,不管在任總統屬於鷹派還是鴿派,美中關係始終處在穩定和可預見的軌道上。但特朗普是一個政治新手,被一幫核心政治顧問包圍,基本沒有處理行政機構與立法機構關係的經驗,更缺乏美中關係經驗。因此他就任總統初期,很可能錯誤連連,在國內政策和外交事務兩方面工作中都會形成誇張的“學習曲線”。

唐納德·特朗普的勝利,代表着對羅納德·里根為其知名勝局拼湊的聯盟的最後喝彩。當一個在幻滅的、藍領的本土主義下分崩離析的政黨仍然綁定並決心滿足其1%支持者利益的時候(包括即將來臨的特朗普執政),美國政治必將進入一個大動蕩時期。這也會在未來許多年裡對美國海外事務產生連鎖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