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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貝淡寧 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客座教授

一個世界 兩種制度

2016-11-11

《中國模式》一書在出版後短短數月時間內,就被廣泛地評論和討論,影響遠超我之前出版的任何一本書。當然,本書能對公共輿論產生影響令我備感光榮和高興,但本書也同樣遭到激烈批評。其實,本書主旨不應具有很大爭議性:我主張嚴肅對待中國政治理論和政治機構,並主張中國政治文化和歷史應當是評價中國政治進步(或退步)的主要標準。

雖然《中國模式》一書被很多人視為是對民主的攻擊,但其初衷只是試圖將一人一票理念“去神聖化”:按照廣泛接受的良治標準,選舉民主制並不必然比尚賢政治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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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被政府官員、改革者、知識分子和大多數民眾廣泛接受的主流政治理念,是我所說的“垂直民主尚賢制”:基層政府實施民主制,而政府層級越高政治制度愈趨尚賢性。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極端民粹和專橫獨裁帶來的巨大災難後,中國更傾向於由遴選出的賢能官員來執掌高層政權,並且中國領導人由此得以重塑其尚賢政治傳統,例如通過考核來遴選領導人、在基層通過政績評估來決定官員升遷,並且這一過程往往不太具有爭議性。垂直民主尚賢制觀念在過去30多年來啟迪了政治改革,但理想和現實之間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本書提供了關於政治現實的“批判性”視角,它並不是要為政治現實辯白。我主張改變,但應基於在中國被廣泛接受的理念,而非那些舶來的、在中國歷史和近期政治改革努力中並無多大相關性的理念。

有人認為,民主適合一些國家但不包括中國,這難道不是很有問題嗎?約翰·穆勒反對在“野蠻”國家實行民主,對於呼應這一觀點的“東方主義”我們難道不應有所警惕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同樣應當質疑那些認為中國國民“素質”太低因此不能實行選舉民主的中國知識分子。但我的觀點不同:可靠的經驗證據表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選民素質同樣不高,沒有理由相信中國選民會變得比其他國家選民更加理性或有公德心。同時,鑒於中國已經逐步形成並實施(雖然仍很不完善)尚賢制來遴選和提拔具有更高智識、社會責任和道德品質的政治領袖,任何改進難道不應當基於這一制度嗎?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尚賢政治源遠流長,在過去30多年來啟迪政治改革,並獲中國民眾廣泛認可,因此重要的問題難道不應當是:如何改進尚賢政治,以及如何限制其缺陷?

在過去一年時間裡,我就本書做了很多推介講座,我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如果選舉民主制可以在台灣運作良好,為什麼不能在中國大陸實施?”規模決定一切。對小型政治共同體來說,民粹主義和目光短淺的紙上談兵並無大礙,儘管這會以損害長期規劃、下一代和全球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但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共同體,其政策將不僅影響十數億今天和未來的中國人,還將影響全世界。中國大陸無法承受台灣式選舉民主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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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即便如此,中國大陸也依然可以從台灣和走過自由民主道路的其他政治共同體那裡學到很多。台灣通過實施平權措施成功增加了政府部門中女性的比例,這對由男性主導的中國政治的借鑒意義不言而喻。並且,改善尚賢政治和追求除一人一票以外的其他民主社會特性也並不衝突: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但不具有組建旨在爭奪最高權力的政黨的自由)、法治,以及諸如公投和協商性民調這樣的種種民主創新制度。我們將看到,隨着未來進一步現代化,中國必須擁抱這些民主價值和實踐。

理論專家不願意為非民主政治體制辯護的主要原因,顯然是因為在20世紀除了民主之外的其他制度——納粹、蘇聯式共產主義、毛主義——均給民眾帶來了巨大災難。一些西方知識分子的確曾嘗試為這些政治制度辯護,但他們的努力無一例外都被掃進了歷史垃圾桶。

當今中國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實體。它是一個巨大、複雜的國家,我們都熟知中國的審查制度,公民自由限制,以及缺乏政治透明度。但我們仍可以接觸到充分信息,來對其政治制度及其背後的價值觀作出有理有據的評價。如果你能說漢語,在國內外旅行,和多元化群體交流(包括各級政府官員),廣泛閱讀中英文材料,經常上網並加入擁有不同政治觀點的微信群,那麼你就能對這個社會的主流政治觀念作出合理解釋。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解釋,但不能將我的努力和此前那些在不知情情況下為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封閉政治制度辯護的人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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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至關重要,因為選擇何種理念來評價政治現實是一個政治選擇。我的批評者認為,自由民主制應當是評價中國政治進步和退步的標準,並且他們完全沒有興趣利用中國自身政治傳統中的政治觀念。因此,他們遵循的是約翰·穆勒、黑格爾甚至馬克思等西方思想家的足跡。並非巧合的是,在西方殖民主義如日中天之時這類觀點最為流行。

今天,中國早已非殖民地國家,它是一個具有豐富和多元政治傳統的自豪並日益強大的國家,並且其領導人、知識分子和絕大多數民眾日益轉向傳統去尋獲啟迪。西方學者試圖嚴格按照那些和中國自身傳統無關的理念來評價中國政治現實的做法,自然會遭遇抵制,正如如果中國學者嚴格按照儒家理念來評價西方民主制一定會遭到西方抵制一樣。

在和中國接觸過程中,如果西方民主派們不能嘗試理解並(一定程度上)同情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主流觀念,那麼不管他們的初衷有多麼單純,也一定會損害和中國的關係。如果我們要與一個崛起的中國和平共處,沒有別的選擇。

一些西方批評者對政治中的更優概念提出質疑,並完全否認遴選並提拔具有更高素質領導人的想法。政治學教授安德魯·內森認為:“貝淡寧尚賢理論的最大問題是,遴選出高素質領導人來作正確決定的觀念前提是存在正確和錯誤的決定。”我同意,任何決定都不可能沒有爭議,但一些決定的確好於另一些。至少來說,在處理氣候變化、入侵他國、促進可持續增長等問題上,我們期待政治領導人不要作出災難性的決定。中國遴選並提拔了判斷力極強的領導人,他們在過去30多年裡將精力集中在減少貧困上,並且未與其他國家爆發戰爭,這難道不是很幸運的事嗎?未來一定會面臨新的政治挑戰,但顯然政治體制改革應當完善而非瓦解遴選和提拔領導人的尚賢制度。

當然,任賢使能的權力也應有所限制。任何良性政治體制都必須給予領導人行善的權力,並限制他們作惡的權力。但關於如何平衡這兩大要求存在分歧。考慮到政治文化差異,以及中國所說的不同“國情”,我預計中國會更加傾向於賦予領導人行善的權力,而美國則傾向於限制領導人作惡的權力。至少從長遠來看,這種選擇傾向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中國在放開政治制度的同時維持政治尚賢制,其獨特治理模式或將獲得更長久生命力。不過,只有全球其他國家能持歡迎而非破壞態度,中國的政治模式才能更好發展。

我對政治世界的期待如下。民主制國家利用選舉來遴選各層政府官員,而尚賢制國家通過考核和漫長訓練來遴選高層政府官員。兩大政治體制均承認各自存在缺陷,並在履行政府職能方面展開競爭:服務人民,包括所有受政府政策影響的民眾。民主制國家以改進民主制度為目標,並學習尚賢制實踐的優點;尚賢制國家以改進尚賢體製為目標,並學習民主制實踐的優點。不再談論哪種制度更優,兩種政治制度均承認對方具有道德合法性,儘管它們的構建基礎不同。美國是西方主導力量,而中國是東亞主導力量,但它們在共同關心的領域通力合作。價值多元化值得推崇,均具道德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展開互相競爭將令所有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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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對更悲觀的情景假設感到擔憂,並且我更為擔心民主制的未來命運。在中國,人們普遍意識到,擁有不同文化、歷史和條件的不同國家應當採取不同政治制度,而在美國這種政治多元主義(作為信仰體系)相對罕見。此外,中國具備學習型文化,其領導人不斷嘗試創新,並向其他政治體制學習。即便是在經濟增速下滑和不景氣的困難時期,中國仍派出政府官員出國考察先進經驗,並在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過程中歡迎外國人的參與。然而,民主制國家卻深陷自滿之中,這可能會在未來帶來政治上的滅頂之災。如果說還存在根本政治變革需求的話,民主制也往往訴諸憤怒、孤立的民粹主義,通過向內看來尋求解決方案。如果中國式的政治尚賢制持續創新變革,而民主制國家則繼續沉溺在民主光環下無所事事、封閉自我拒絕向他國學習,並詆毀其他政治制度,那麼民主制將最終失去對人們“心靈和思想”的控制,而政治尚賢制將成為全球主導型政治體制。目前來看,很難想像民眾會自願限制其選舉領導人的權力,但如果尚賢制國家在滿足民眾需求方面的表現持續優於民主制國家的話,這些觀念就會發生變化。或許百年之後,人們會理所應當地認為,高層政治領導人應當通過考核和政績評估從低層政府中選拔,屆時我們將會好奇,為何人類曾經會認為一人一票是選擇政治領導人的唯一合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