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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崔立如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院長

認識中美新關係格局

2016-10-31

中美關係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所謂“新時期”的含義是,兩國的戰略互動態勢發生重要演變,一種新關係格局正在形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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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是中文特有的詞彙。百度此條的釋義為:局勢、態勢的理解和把握。即一個人對事物所處的位置(時間和空間)及未來變化的認知。通常,我們講國際格局或戰略格局,既包含特定時空下的客觀存在,也包含因相關行為體的主觀認識產生的互動態勢。它與“形勢”的不同之處,是一旦形成則在宏觀上具有相對更大的穩定性。

提出“新關係格局”的概念,為的是更便於深入解讀中美戰略互動態勢變化的複雜涵義。中美關係特有的複雜性是正在形成中的新關係格局最重要的特點,這與整個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有關,更源於兩國關係的基本結構性特點。中美兩國互動態勢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中美實力對比和相應國際地位發生重大變化。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經濟總量達到10萬億美元,不但成為全球第二,而且大大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儘管近年來增速減緩,仍以30%以上的貢獻率保持着拉動全球經濟增長頭號功臣的地位。中國和平崛起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最令人矚目的成就,也使其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進入國際舞台的中央。在美國因兩場戰爭和金融危機大傷元氣而外交轉向收縮調整的同時,中國的發展和安全利益日益擴展,外交態勢由防守型(或反應型)轉變為主動營造型,並隨之開啟了要承擔更多責任的全方位大國外交進程。合作共贏是中國明確而堅定的外交理念,但在涉及大國關係的戰略態勢上,不能不說是發生了重要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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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經濟總量達到10萬億美元,不但成為全球第二,而且大大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

華盛頓的現實主義戰略家們把北京外交態勢的變化,視為對美國主導地位的挑戰,開始把中國作為主要競爭對手加以防範和制衡。美國對華方針在戰略層面的重大調整,突出地表現為“亞洲再平衡戰略”。對此,中國自然不會等閑視之,對美國的防範和反製成為其國防戰略和周邊外交的重要考量。在這個大背景之下,美國公然介入南海問題,使之變成兩大國之間政治軍事角力的重頭戲。中美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競爭因此被戲劇性地放大渲染。

不能否認,南海問題成為中美之間的突出議題,對原本就相當脆弱的戰略互信再次造成強烈衝擊,其影響是深遠的。然而,中美作為競爭對手一面的凸顯,並不是新的戰略互動態勢的全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係日益深化,則是中美新關係格局更為廣泛的基礎。

作為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兩國GDP加起來超過全球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中美互為最大的單一貿易夥伴,2014年的雙邊貨物貿易額已超過5500億美元,在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的形勢下始終保持上升態勢。與此同時,中美雙向投資保持增長。截至2015年底,美對華投資項目累計達6.6萬個,實際投入774.7億美。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在美累計直接投資466億美元,美國已迅速成為中國直接對外投資的第四大對象國。不久前,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在《今日美國》發文稱,未來10年中美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可再翻一番,2024年貿易額有望超過1萬億美元。中國持有1.2萬億美元美國國債,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兩國的金融關係更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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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GDP加起來超過全球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

由此可見,中國和平崛起推動着中美關係所包含的上述兩種矛盾趨勢的發展:日益作為對手的競爭和同時作為夥伴的合作。正在形成的新關係格局,正是這種矛盾關係結構總體上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

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崛起勢頭和全球多極化趨勢進一步發展,美國的霸權地位明顯削弱,中美關係二元結構矛盾的內在衝突開始突破由華盛頓主導的平衡模式。這是當下中美關係的政治和戰略互動態勢發生變化的根本動因。也是新關係格局必需面對的主要挑戰。

長期以來,為保持兩國關係大局的穩定,求同存異是北京和華盛頓在上海公報精神下達成的一條重要原則。然而,在現實外交關係和實際問題上如何貫徹這一原則,主要取決於雙方的領導層和外事部門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對兩國關係大局和具體問題審時度勢的準確把握,同時也是對主要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和大局掌控力的考驗。

如今,中美關係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與各自國家內部事務聯繫日益密切,且越來越具有全球性意義,求同存異原則依然具有重要思想和實用價值。與此同時,還需要有能適應新關係格局,使雙方能夠超越分歧,確保中美關係能保持正確發展方向的大框架和更加有效的溝通方式。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應運而生。

提出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更是中國在此背景下主動採取的一項重大建設性步驟。這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外交舉措:用一個新的概念提出一個重要的政策目標,以表明中國要開創中美關係新歷史篇章的真誠願望和巨大決心。提出這一概念的邏輯是清楚的:中國以和平發展的方式實現國家富強是已經證明的事實;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承是反對強權壓迫、崇尚和而不同;中美之間日益形成一種新的利益捆綁關係,對抗不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應對21世紀人類共同面臨的諸多全球挑戰離不開中美兩國的通力合作。所有這些與曾經發生的大國對抗的歷史條件都大不相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中美兩大國和平共處關係就是一種新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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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中美兩大國和平共處關係就是一種新型關係。

然而,中國的意圖和思維邏輯是一回事,美國的考慮和思維邏輯是另一回事。身處不同的國際地位,有着不同的戰略目標和外交傳統,加上不同的話語體系,造成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巨大的認知差距。美國對中國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開始是有保留地接受,之後是逐步後退,以至如今在官方的公開話語中完全避而不提。一些官員和政策諮詢圈的人士私下表示,美國看重的是行動而不是口號。然而,中方不為美方態度改變所動,堅定地相信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提法所蘊含的建設性思想,標示出中美關係發展的正確路向。中方堅定的積極態度,源於中國領導人對國際關係發展大趨勢的基本判斷,出自對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充分自信。而美國方面終究沒能跳出其現實主義強權政治思維的傳統窠臼。

我們以21世紀國際關係演進的歷史視野觀察,中美戰略互動態勢變化實際上也開啟了多極化時代大國之間重建平衡進程。大體可以將2008年的首次G20峰會作為分水嶺,重建平衡的進程逐步在經濟、政治和安全領域,在中美雙邊、亞太地區和全球層面展開。

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和中國的建設新型大國關係倡議,則是以不同方式推出各自對重建平衡的政治戰略願景。前者的目標是要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後者的目標是要建立更加對等的中美關係。近年來中美關係出現的緊張,從南海問題到“薩德”問題,皆是兩種不同戰略目標之間張力增大的反映。

這是中美關係40多年發展歷史中從未出現過的大變局。歷史的經驗固然是寶貴的,但面對前所未有的新關係格局帶來的挑戰,我們恐怕終究需要有新的觀念和思維方式來超越分歧,凝聚共識。當然,這是需要一些時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