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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資本主義給自由民主制度帶來挑戰

2016-10-06

自由民主制今天面臨內部挑戰:由於全球化的獲益嚴重分配不均,導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運動興起。這種反建制浪潮從根本上撼動了不少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尤以英國公投退出歐盟,以及唐納德·特朗普在美國崛起為代表。不過,評論家卻很少談及自由民主制所面臨的另一個更大的外部威脅。

後冷戰時代最重要的發展趨勢之一,就是威權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經濟模式的崛起,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這一以中國為代表的模式融合了威權政治、裙帶關係和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

在1988到1990年間,隨着冷戰終結,從中國到緬甸到東歐,全球各地爆發了支持民主的抗議活動。抗議活動在東歐幫助擴大了政治自由,並在其他地區啟迪了民眾運動,從而在印度尼西亞、韓國、台灣和智利等不同國家推翻了專制統治。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甚至也一度成為民主化改革的積極分子。

不少集權和專制政體的倒台的確改變了全球平衡,令其更傾向於民主力量。但是,並非所有的民主化運動都獲得了成功。並且,此後的“顏色革命”令殘存的威權政權變得更加謹慎,促使它們出台反制措施來對抗外國支持的民主化運動。

柏林牆倒塌逾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擴張顯然遭遇停滯。民主固然在西方已經成為常態,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只有少數國家堪稱真正的民主國家。利用市場力量來解放高度集中化的政治體制,卻事實上助長了威權資本主義的崛起。

政治同質性和經濟發展似乎並不協調,正如同時追求市場資本主義和政治獨裁主義一樣。但在一些威權主義牢不可破的國家,專制政治和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的融合卻運轉良好。

當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近期歷史性地訪問古巴之後——這是自1959年古巴革命並建立西半球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後美國總統首次到訪——改變的希望被激起。畢竟,古巴不斷實施有限的經濟改革。一些分析人士還期待,民主會追隨資本主義進入古巴。

不過,在共產主義者控制權力或主導政治舞台的國家,單靠資本主義是不足以促成民主轉型的。最好的例證就是全球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專制國家中國,通過糅合市場資本主義和政治獨裁主義,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快速崛起。中國共產黨——擁有8800萬黨員,超過德國總人口——控制着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

越南和老撾——和中國一樣官方宣稱信仰共產主義卻實際上履踐資本主義——也同樣令這一希望落空:市場力量將促進觀點更自由地流動,並逐漸開放建立在私營企業基礎上的威權政治制度。越南和老撾在1980年代末開始放鬆對經濟的控制並鼓勵私營企業,如今已成為亞洲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不過,其一黨政體卻依然牢牢控制着政治表達。

事實上,資本主義還增強了共產主義國家的能力,令其更有效地利用技術和其他資源來實施對內壓制和信息控制。一個經典例子就是中國聲名欠佳的“防火長城”,政府通過監視和屏蔽互聯網內容,從而為其公民創造一個經過政治凈化的信息空間。

通過實施威權資本主義,威權國家可以跟上技術創新步伐,從而阻斷持不同政見者譴責不公的渠道。例如阻斷或者實時審查社交媒體平台,甚至即時通訊。

重點在於,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商品和服務的自由市場並不會帶來觀念的自由市場。在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經濟自由化所帶來的繁榮並不會為政治多元化創造條件。換言之,實施經濟自由化的國家未必就會實施政治自由化,尤其是當政治條件不利於改變時。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可能已經喪失了其精神支柱,但由於其強調壟斷政治權力,因此仍與民主制度勢不兩立。在所有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寡頭政治崛起,因為最初的意識形態已經讓位於控制政治權力的手腕,包括家族關係、關係網絡、腐敗和自我推銷。

共產主義還幫助塑造了威權資本主義模式。共產主義從來都不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真正威脅,而威權資本主義是。

例如,中國通過其成功的崛起故事宣告,相較於選舉政治的混亂和不確定,以及民主制中行政部門和立法機構的持續鬥爭,威權資本主義是通往繁榮和穩定的更快速、更平穩的道路。這一模式鼓勵了其他專制國家通過威權資本主義來實現經濟發展和政權穩定。

更廣泛來說,在民主和自由市場原則遭受質疑之際,威權資本主義的崛起使得對一個基本問題的國際辯論變得難以迴避:為何民主在全球的擴張出現停滯?威權資本主義的崛起是原因之一嗎?

人的尊嚴至關重要。一個窮人可以很開心,而一個富人也可能很悲慘,這要視他們的生存環境而定。如果擁有尊嚴,窮人也可以抬得起頭。問題在於:一個剝奪公民尊嚴的政治經濟制度能否長久維持下去?

威權資本主義通常偽裝成賢能體制,即為所有人提供高效治理和經濟機會。但在現實中,其只維護腐敗寡頭,不對任何人負責,並將狹隘的民族主義奉為他們壟斷權力的合法性信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