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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靜面對美國戰略焦慮

2016-07-13

最近,美國國防部長在談論南海問題時,以極其咄咄逼人的語言針對中國。這使人聯想到美國大選期間,民主、共和兩黨候選人無休止地 “敲打中國”。美國政治人物這種不請自來的對涉華問題發表強硬講話,表明美國人對崛起的中國的“戰略焦慮症”在加重。

這種戰略焦慮所產生的不安,來自於隨着中國經濟實力提升和軍事現代化進展,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走向產生誤讀和誤判。

美國方面因戰略焦慮產生不安,最早出現在冷戰期間,為此它與前蘇聯展開了猛烈對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快速崛起,在華盛頓和美國商界引起恐慌,這種不安再次出現。

然而,今天美國的戰略焦慮更為嚴重,它的精英人士也比以往更加焦躁,因為在他們眼裡中國代表崛起的力量,有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的主導。美國在焦慮下作出的反應更強烈,範圍更廣,它也會在獲勝的候選人明年入主白宮後影響美國對華政策。

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焦慮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美國的精英們感到糾結和不滿,因為他們看到,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公信力下降並消失。與此同時,中國在政治體制和經濟增長方面的成功在當今世界許多地方產生共鳴,贏得掌聲。

這使美國精英非常擔心。他們哀嘆美國政治體制無能,無法產生優秀的領導人並找出應對重大挑戰的解決方案。在硬實力方面,美國仍佔盡優勢,但它軟實力的有效性,卻被它自己有違美國立國之本的行為所破壞。

其二,“中國經濟不久將超越美國”的預言帶來巨大心理衝擊。換句話說,美國在全球體系中享有的一百多年優勢地位開始搖搖欲墜,這讓美國精英心裡不舒服。

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30年來GDP平均增速接近10%。即便中國現在進入“新常態”,它的 GDP年增長率也達到6%。這種增勢繼續下去的話,中國GDP無疑會超過美國。

但人們都知道,GDP並不代表一切。聯合國專家制定了新的整體實力衡量標準,即“包容性財富”。它由製造資本、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三部分組成。按照這個標準衡量,美國的財富有144萬億美元,中國只有32萬億美元。

雖然美國精英明白這一切,他們還是對美國“領導地位”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被崛起的中國削弱感到十分敏感。這是為什麼呢?答案很簡單:如果中國迅速趕上美國,美國就必須分享權力,並重新調整國際關係和全球治理體系中的權力平衡。至少,美國要學會與一個“不同的中國”打交道,這讓華盛頓的精英們感到不快。

其三,華盛頓上述對華看法導致美中關係的“不確定性”,並在過去十年當中促使華盛頓的政治人物把美國對華政策從“戰略模糊”轉向 “戰略清晰”。

目前,有關對華政策的辯論在美國依然很熱,大選年的熱度無疑會使這種辯論更為激烈,並把它推向兩極。其中的核心問題,是“我們如何與不同的、更強大的中國打交道”。

對於“如何”這個問題,答案分三種可能:1)保持現狀,繼續冷靜觀察;2)通過認真談判,在“大妥協”基礎上與中國達成交易。談判涉及經濟、阿富汗、台灣、朝鮮及其核問題、南海等;3)通過遏制和其他主動行動,對中國施加強大壓力,迫使它接受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

在三個選項中搖擺,很能說明1979年兩國建交以來美國實行的對華“兩手政策”。可以肯定地說,只要戰略焦慮依然存在,美國對華政策的搖擺就不會很快消失。

我們常聽到,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和亨利·基辛格這些經驗豐富的外交家把中美關係描述為“複雜”或“十分複雜”。希拉里·克林頓在她的《艱難抉擇》一書中認為,美中關係正駛入未知水域。複雜導致焦慮,而後者孕育着不確定性和猜忌。

兩國關係中的這種複雜性,以及美國方面的戰略焦慮,無疑將考驗中美兩國推進兩國關係的智慧和意志力。

我們應該冷靜面對這種焦慮。兩國在“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原則基礎上認真建設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將極大地有助於減少美國的戰略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