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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軍紅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

美國視角下的中日關係

2016-02-26

中美日三邊關係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三邊關係,近期更顯得有些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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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在日本有一種觀點認為,中美日三角關係中,中美關係有決定性作用,即中美關係穩定,中日關係和日美關係都會穩定。反之,中美關係不好,中日關係和日美關係也好不了。這種觀點強調的是“邊對邊”的影響。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美日三角關係中,“點對邊”的影響更重要,即三國各自的政策及取向(實力、行為、動向)的變化,對邊(兩國關係)的影響更大。

從美國的視角看,2010年是非常關鍵的坎。一是中國GDP超過日本,在世界經濟結構上形成所謂“坐二望一”陣勢。至此,經濟超美只是時間問題,由此是否會形成“權力轉移”,則要看太平洋西岸的地緣政治結構是否會發生支持這種轉變的變化。由此也就有了第二個坎,即2010年在東亞,以東盟為中心分別簽署了中、日、韓、印、澳與東盟的五組自貿協定(FTA)。這意味着東亞共同體輪軸初建。若能實現外圍合攏,那麼以東盟為核心,以中日韓澳新印為夥伴的東亞共同體就可能應運而生,但不包括美國。

尤其在美國看來,這個可能的東亞共同體中內含一個貨幣合作機制,即以“清邁倡議”為表現形式、以貨幣互換為表現內容的“多邊架構”。在東亞地區,美國歷來不主張搞“多邊架構”。對於“清邁倡議”,2007年的第二份“阿米蒂奇報告”也曾用了不少筆墨關注。“清邁倡議”起緣於1997年東亞貨幣危機後,日本主張單獨出資1000億美元(當時日本外匯儲備不足3000億美元)成立“亞洲貨幣基金”(AMF)。這個念頭遭到魯賓、薩默斯的當頭棒喝而夭折。2000年,這一設想在東盟+中日韓財長會議上以10+3貨幣互換協議形式出現,且最初是以多邊框架下的“雙邊互換”為表現形式,表決機制遵循“國不分大小,一家一票,全員一致”的原則。美國對此表示“善意忽視”。2003年後“清邁倡議”開始擴容,並向多邊化努力。2005年起,日本財務省推進其多邊化,直接主張向“AMF復活”發展,並相繼提出增資、設立共同外匯儲備庫、設立東亞宏觀經濟研究局(OMR)、實施機構化管理,使其具有東亞版OECD功能。美國開始對此不安。

2009年,奧巴馬政府一上台便表示高調回歸東盟,提出美國版湄公河合作倡議,解除對緬甸制裁,推進民主化。這與日本版湄公河五國體制相重疊,令日本感到主導權危機。而早在2005年釜山APEC峰會期間,美國政府就曾提出要用十年時間與東盟結成政治、經濟、安全和社會共同體。2015年“東盟經濟共同體”起步,美國將扮演什麼角色,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日本似乎無力左右。

奧巴馬政府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不僅將東盟的四個成員國拉出了東亞共同體,甚至也讓日本主動加入了美國主導的TPP,完成了對“東亞共同體”的解構。日本失去了主導東亞制度一體化的條件,百年制度優越感消失殆盡。

至此,中日基於共同利益組成區域共同體的可能性被美國解構了。美國制度上的、關乎全球事務以及貨幣體制的地緣政治風險解除了。

但美國也面臨另一個風險,即中日關係的不穩定帶來地區的不穩定。如果說2010年以來的“中美日關係”分別表現為“中美”和“日美”的“實線關係”,那麼“中日”則表現為“虛線關係”。這樣的“中美日關係”是無法形成“三角關係”的,不具有穩定性。這個不穩定帶來的是地區不穩定。這對美國的亞太戰略是不利的。

對美國來講,中日關係緩和也是一個難點問題。2016年,中日將分別主持G20和G7峰會,會議主題事關“全球事務”和全球治理。如果中日相互支持,或將形成令美國難以把握的議題失控局面。如何面對中日主導的全球體系變革討論以及變化可能,是令美國非常糾結,又試圖主導的。新年伊始,美軍在南海再度駛入“12海里”,拿人家的主權驗證航行自由有效性。這正反映了美國對待中日關係的矛盾心理。

顯然,美國很心虛。這個心虛基於美國經濟的脆弱性、財政的不可持續性、美元的短缺性。全球化下世界經濟規模快速擴大,而美元流動性難以滿足需求,這意味着美元體制的制度支柱在動搖,美元體制將失去合理性和廣泛覆蓋的基本功能。因此,中日的政策動向不僅對兩國,也將對中美、日美關係構成影響,即中日的“點”,對中美日的“邊”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所以,全面、均衡考慮“點與邊”的關係,共同對地區和全球穩定與發展作出貢獻,是中美日三國的共同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