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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孫梅岑 麻省理工學院國際關係學博士

兩極陷阱:用冷戰經驗預測美中關係的隱性機會成本

2016-02-15

本文由孫梅岑和Yoshifumi Ide撰寫

如今關於中國的思辨被偽現實主義所困擾,通常是圍繞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進行,也就是一個崛起大國和一個守成霸權之間的戰爭幾乎難以避免。鑒於中國是對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秩序的“崛起的挑戰者”,因此美國必須先發制人地維護其優勢地位,例如給尚無定論的議題和地區制定規則。事實上,很多自認為是“現實主義者”的學者都是根據蘇聯在冷戰中的所作所為來預測中國。這可以理解。鑒於上一次兩極秩序就是冷戰,因此冷戰為美國與中國打交道提供了現成經驗。但這種做法是有代價的。依照對付蘇聯的經驗來制定針對中國的政策,是誇大了兩者之間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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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之間的區別有兩方面。首先也是最明顯的,中國和蘇聯作為兩個國家差異巨大。特別是,中國和東亞鄰國的關係既構成挑戰,也提供了機遇(這方面通常被忽略)。其次也是不那麼明顯的是,今昔國際“體系”也在很多方面差異巨大。技術不僅改變了戰爭方式,也改變了人們的日常交流方式。有鑒於這兩點,傳統的“兩極”思維說輕了是有缺陷,說重了就是誤導。至關重要的是,陷入這種看似精巧實則錯謬的修昔底德陷阱思維框架後,人們容易忽略管理亞太地區動蕩的更為可行的方案。例如,狹隘地聚焦於硬實力對比,很大程度上掩蓋了東亞長期以來的文化傳統。東亞尚有巨大的文化資源未被開發,而這或有助於構建集體認同。倘若能成功構建一個全新的亞洲身份認同,不僅在短期內有助於強化合作,而且從長期來看也會降低軍事主張的吸引力。不過除非能夠採取全新形式,這種構建不會成功。這要求重新定義我們時代的“機構”到底意味着什麼。由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NCAFP)主辦的關於東亞安全的三方和四方會議,在這些重要議題上提供了頗具啟發意義的經驗。

東亞:錯謬的安全困境

對東亞來說,安全困境是一個長久話題。在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的三方會議上,數位美國與會者重申了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後來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的表態:中國在南海的島礁建設超過了其他國家。而中國與會者則強調,這些行動只是對其他國家行動的被動回應。同理,在中日關係上,對於日本最近通過的安保法案(第一次允許日本在自身未受攻擊情況下可協助其他國家軍事行動),意見也是大相徑庭。日本與會者強調,安保法案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崛起和朝鮮擁核的應對,而中國與會者則強調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懺悔不足,並認為美日同盟強化是中國軍備發展的原因而非結果。

將上述安全利益衝突稱之為“安全困境”看似簡單、聰明,實則誤入歧途。與美蘇對抗不同,亞太地區對抗的主要原因是戰略不信任,以及對“現狀”這個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塞繆爾•金非常敏銳地指出,與西方把危機看成“須快速應對的高度威脅”不同,北京將其視為無須立刻處理的“周期性、長期性”問題。此外,中國概念中的“世界秩序”更多是關於其所感受的公正性,而非和平。和平與秩序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消除全球不公正的“愉快的副產品”。

這種世界觀與修昔底德陷阱鼓吹者的秩序導向型世界觀全然不同。它對亞太地區的危機管理有三點重要意義。首先,對於那些尚屬穩定的模稜兩可的議題,中國會在更長時間內容忍其發酵。其次,中國可能更傾向於將不穩定視為尚未解決的實質性議題的癥候,中國將此視為更大的擔憂。最後,在很多修昔底德陷阱論者眼中,雙方最終目標不是自保,而是霸權。這些觀點的荒謬性,比如約翰•米爾斯海默認為所有國家最終都會尋求霸權,已經被多次批駁過了,但其蔓延傳播依然無遠弗屆。金的著作是一個及時的提醒:失敗者自下而上所看到的世界,和勝利者自上而下所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除非已然擁有霸權地位,否則自保政策不會必然轉化為霸權。

世界觀差異所帶來的不良影響遠不止於此。東海和南海的領土爭議不僅反映出中國和其他國家對其合法領土範圍的認識差異,同時還反映出雙方對解決衝突的合理方式認識不同。例如,圍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這樣的國際法打嘴仗,不能被認為是解決問題的務實舉措。現實是,東亞國家對通過國際法解決爭議的方式有着各自癖好。同時,“status quo”這一術語在中文中指“現狀”,而在日語里則指“現狀維持”。這種看上去很細微的差別再次提醒人們,在使用“status quo”這一術語的時候(很多西方人對此想當然了),必須意識到這是一個嚴格的二元概念:既指被動地接受現狀,也指積極地嘗試修正。在東亞國家間,這種交流學習正在進行,因此簡單地給目前處境貼上“安全困境”的標籤,實則是將正在推進的文化適應行為政治化了,也將雙方推向更加兩極化的方向,由此激化了衝突。

東亞的力量平衡始終處於動態變化當中。參加三方會議的與會者發現,這種力量平衡的變動在三個國家間製造了緊張情緒:美國擔心其長期享有的“基本未受挑戰的地區主導權被侵蝕”;日本對中國崛起後“美國的耐力和可能的退縮”感到憂心忡忡;中國則悲觀地認為“美日聯手”或遏制其發展。要將這種緊張情緒巧妙地導向和平結果,需要超越軍事的考量。正如在四方會議上韓國與會嘉賓所言,應更充分利用韓國、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功能性三方合作活力,打造一個“全新的亞洲身份認同”。文化特性差異帶來恐懼,但同樣也帶來希望。除了亞投行(AIIB)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之外,還會有更多的地區機構。

構建身份認同:全新的制度路徑

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和觀念偏見在東亞國家間製造了緊張,但這些意識形態中也有很多是可以共享的,並值得建設性地善加利用。戰略文化有可塑性,因為教育、大眾傳媒和社交媒體可以塑造公眾認知。舉例來說,在四方會議上,一位日本與會者就以他的近期研究為例來說明教育的作用。他的研究發現,在日本年輕一代人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將中國視為敵人的可能性越低。恰當地理解這種複雜性的重要,將有助於抑制高漲的民族主義火苗,並把公眾注意力從衝突引向共性。東亞國家要想解決諸如日本教科書爭議那樣棘手的議題,就必須首先將之當做問題來對待。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儘早並經常進行教育方面的交流。雖然大學級別的學術交流無疑很必要,但這無助於減輕國民在初級和中級教育中形成的偏見。例如,可以舉辦地區民間論壇,讓教育行業工作者公開討論各自國家的初級和中級課程,這有助於解密民族主義課程是如何被編造出來的。

同理,在大眾傳媒和社交媒體上,地區平台也大有可為。在另一篇文章中,本文的一位作者指出,通過提供虛擬地區平台,移動客戶端(APP)可以成為彌合意識形態鴻溝的有效工具。例如,如果有一款APP可以實現中國人、日本人和韓國人之間的直接交流——或通過嵌入式翻譯程序,或通過微信、Line和KaKao Talk之間實現跨平台發信——那麼,難以想像這會帶來多大的交流量。類似的虛擬地區平台將主要令年輕人受益,而他們對本地區未來有着更大影響力。這也讓這些年輕人可以繞過媒體,直接交流想法。

正如喬治•凱南的“長電報”所顯示,好的現實主義者不會拒絕國際機構,而是理性和負責任地善加利用。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的會議共識是,多邊國際機構將扮演特殊的、穩定性角色。除了聚焦安全的民間對話外,面對該地區緊迫的、多層面的安全議題,我們還需要更多的非安全性民間對話。至關重要的是,多邊合作和集體安全框架可以共存,而這將有效帶來更多衝突解決方案。雖然傳統意義上的地區機構顯然在東亞發展良好,但我們時代的機構不只關乎大炮加黃油。與其他例子中的問題解決方法類似,跳出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需要超越陷阱發生的層面。如果沒有在個人層面的信心建設方面作出真誠努力,任何在國家層面打造持久穩定性的努力都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