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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應考慮接受中國「門羅主義」嗎?

2014-08-21

華盛頓奉行的對華政策,被一些美國學者稱為“遏制接觸”。“接觸”主要是在經濟方面。中國是美國第三大貿易夥伴,中國金融機構持有1.3萬億美元美國國債。“遏制”主要是在戰略方面,尤其是美國加強了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傳統盟國的軍事關係,同時也在與越南、印度這些新戰略夥伴發展關係。這些行為背後的動力,至少部分來說,是各方希望遏制北京日益增長的地區實力和影響力。  

從1970年代尼克松政府開始同中國政府接觸,經過歷屆政府,直到21世紀初,美國的政策都是以接觸為主。但喬治·W·布殊和巴拉克·奧巴馬時期重心出現轉移,雖然沒有明說,但“遏制”成為主要特徵,並且傾向越來越強烈。華盛頓刺激了它的東亞盟國加大國防投入。美國官員還謀求把美國與這些國家的雙邊結盟,轉變為能應對更廣泛的地區安全突發事件。特別是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在政策上向越南、菲律賓等在南海與中國有領土爭議的國家傾斜,並在東海有爭議的釣魚島問題上支持與北京吵鬧對抗的日本。

這種非正式的遏制騙不了人,尤其騙不了中國官員。華盛頓的現行戰略讓對華關係日益緊張,最終可能導致兩個大國在東亞發生軍事衝突。或許最令人不安的是,華盛頓看來是別無選擇地採取了實事上遏制中國的政策,儘管中國的憤怒不斷上升,但是沒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在沿着這條路繼續走下去之前,我們至少應該更嚴肅地判斷一下,是否存在另外的,更少對抗和更可持續的選項。

一個顯然有爭議的選項,是接受這樣一種可能:鑒於其擁有更多人口和日益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中國註定會成為東亞的主導者。不過,哪怕是略略承認中國的地區優勢,也總會遭到刺耳的“綏靖主義”指責。由於西方列強上世紀30年代末對阿道夫·希特拉採用了災難性的綏靖政策,這個詞因而具有特別令人憎惡的含義。

但所謂的綏靖政策有着比30年代災難性模式更長、更富成效的歷史。甚至,美國還是英國19世紀90年代溫和版綏靖政策的主要受益者。當時,為應付委內瑞拉和一塊與它相鄰的英國殖民地的邊界爭端,倫敦面臨著一次終級選擇。它可以同日益強大的美國對抗,但華盛頓珍視的“門羅主義”排斥歐洲人干涉西半球,這一挑戰讓英國倍感頭痛。或者,承認美國已成是地區主導者,接受華盛頓的政策偏好。英國官員選擇了後者。此舉結束了兩國幾十年來在許多問題上的緊張,為兩國最終成為親密盟友打下基礎。

美國官員至少應該考慮,類似讓步是否會為一個新的、更順利的對華關係打下基礎,同時又能保護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重要利益。換句話說,是否到了承認中國在東亞的“門羅主義”,承認中國已經是顯赫地區力量的時候了呢?必須對這一重大政策轉變加以說明的是,最低限度上,北京不僅必須接受“門羅主義”原有邏輯,還要接受所謂“羅斯福推論”。後者為西奧多·羅斯福當政時期所採用,它向英國和其他歐洲列強承諾,美國將維持西半球秩序,並懲戒該地區不負責任的政府。

這一要求應直接適用於在東亞發揮主導作用的北京。特別是,中國必須承擔防止朝鮮這樣的無賴國家破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責任。即使那意味着需要中國直接除掉可惡的平壤政權,北京也必須願意這麼做。減少朝鮮侵犯東亞鄰國的威脅(甚至哪天可能威脅美國)對美國大有裨益。而北京願意承擔這樣的責任,應是美國決定接受中國成為地區主導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如果北京不願意發揮穩定作用,那麼,讓美國奉行更寬容政策的呼聲也會大大減少。

即使中國採取負責的政策,美國認可中國式“門羅主義”也面臨嚴重障礙和反對。其中兩個問題尤為突出。

到19世紀末,美國已經是西半球的主導力量,這種優勢在隨後幾十年只會加強,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國都是虛弱的競爭對手。英國可以相信,如果它把在西半球的領導地位讓給美國,華盛頓可以維護穩定,同時不會面臨嚴重挑戰。今天亞洲的地緣戰略環境複雜得多,雖然中國是最主要的地區力量,但它面對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日本。日本也是美國的條約盟友。華盛頓不僅要被迫脫離與日本的結盟,日本是不是願意接受老二地位也很難說。這麼一來,東亞穩定的前景會更加黯淡。

將“門羅主義”應用到東亞的另一個更嚴重障礙是,美中兩國政治制度存在巨大差異。倫敦可以很從容地把地區主導權交給華盛頓,因為兩國都信奉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民主。而且,它們有共同的主要文化特徵。中美關係中缺少這些統合要素。中國仍然是一黨制而且名義上是共產主義的國家,而讓美國的決策者對這樣一個國家的地緣戰略行為抱有信心並不容易。

但華盛頓不應草率拒絕讓“門羅主義”模式成為今後幾十年對華政策的基礎。考慮到北京迅速崛起的經濟與軍事實力,華盛頓在距美國本土千里以外地區維持霸權將變得困難,也許難以實現。正式或心照不宣地承認中國的東亞主導地位,可能會被證明是最不壞的選擇。如果中國逐漸民主化,這個選擇會變得非常合理且有吸引力。無論如何,美國的決策者們必須在對華關係出現危機前,考慮爭議不休的“遏制接觸”政策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