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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分水嶺

202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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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正面臨著一道分水嶺。以國家主導投資、房地產、出口和高科技為基礎的舊發展模式,現在變得嚴重不平衡。

對這種舊模式種種問題的認識,並不是新近才出現的。10多年來,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一直主張,中國經濟應轉向更加依賴消費和內需的增長模式。但不同於過去幾年的是,這種轉型也許必須從現在開始,否則以後可能沒有機會了。

2022年11月下旬取消疫情防控措施後,中國經濟的上行趨勢迅速放緩。今年第二季度,中國的GDP較第一季度僅增長0.8%,這加劇了人們對經濟增長動力過快消失的擔憂。

消費低迷和出口放緩只是問題的一部分。最令人擔憂的,是私營部門的發展動力迅速喪失。2023年前5個月,私營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21.8%。更糟糕的是,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6月民間投資較去年同期下降0.2%,雖然整體投資增長3.8%。

私人投資的部分問題,源於嚴格的疫情防控政策。但是,最近增長動力的喪失不能僅僅歸因於疫情影響。結構性挑戰正困擾着中國經濟。

過去40年,中國經濟一直依靠“四駕馬車”實現驚人增長。相比之下,現在僅有一駕馬車還在運轉。

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製造企業利用新政策,將業務遷至華南地區。很快,台灣廠商緊隨其後。中國地方政府的創業精神日益增強,賦予包括鄉鎮企業在內的集體企業更多自主權。中國蓬勃發展的出口經濟由此誕生。

90年代末,許多名義上的集體企業已經實現私有化,而國內市場開始快速增長。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迎來了新一波外國直接投資浪潮,背後的推動力來自歐洲、北美和東亞的大型跨國企業。

在此過程中,中國也像韓國、日本一樣,經歷了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出口不僅拉動經濟增長,也帶動製造業能力快速升級。

出口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但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大規模住房私有化是另一主要因素。房地產開發在21世紀前10年蓬勃發展。中國城市,尤其是最大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採用了香港模式,通過拍賣出售土地補充政府財政。這創造了一種良性循環:房地產價格升高,不僅使房地產開發商和新興的中產階級富裕起來,也使城市富裕起來。

和香港一樣,這種模式的缺點是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使得年輕一代失去了擁有自己住房的夢想,或者,迫使他們籌集多代人的資金買房。目前,高房價也可以看作是低出生率的原因之一,因為家庭住房現在非常昂貴。

最近20年的房地產繁榮之下,地方政府資金充足,中央政府也資金充足。這為中國增長第三大動力的出現創造了先決條件:大規模的國家投資,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和工業方面。

即使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也開展了大量投資項目,但當時的財政資源有限。經過幾次改革,包括稅收和增加國家收入等改革,這種情況在本世紀前10年逐漸改變。

隨之而來的,是國家主導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熱潮。重點是國家主導,因為許多項目都有民間資本參與,而國家投資由各種政府機構分配,包括地方、省、中央、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從高鐵到地球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網絡,基礎設施投資既推動了經濟增長,也使出口和房地產等其他行業蓬勃發展。2010年左右,中國經濟終於迎來了第四大增長動力。當時,中國互聯網行業以及太陽能電池板和電池等其他高科技行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製造業和服務業的高科技成為第四大增長支柱,使中國成為創新驅動的經濟體。

目前,三駕馬車已停止運轉。如上圖所示,只有國家投資支撐着中國經濟這艘大船。當然,高科技仍然發揮作用,並且在許多情況下與大型國家投資項目相關,例如綠色能源發電。事實上,綠色能源技術是中國經濟的亮點之一,電池和電動汽車生產已經達到全球技術前沿。

然而,過去兩年半對互聯網行業的打壓,以及整體經濟的低迷態勢,阻礙了高科技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房地產市場低迷,許多私人開發商瀕臨破產,而消費者缺乏消費信心,尤其是大額消費方面。

新冠疫情期間,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由於通貨膨脹和利率上升削弱了消費,大多數主要經濟體的需求下降,出口隨之下滑。最後,外國直接投資流入仍然疲軟。

舊的經濟模式因此變得高度不平衡,過於依賴國家投資。即使國家投資也無法穩定它。

首先,由於高額債務、疫情防控政策的影響以及土地拍賣收入的減少,許多地方政府面臨著財政壓力。

其次,即使中國政府能夠像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那樣,再次採取大規模刺激措施,其效果也可能減弱。近年來,基礎設施投資產生的債務高過創造的經濟增長。

在此背景下,中國決策者面臨著艱難選擇。最近的舉措指明了正確的方向。例如,北京公布了一項“31點行動計劃”,發出了支持中國私營部門的強烈信號。該計劃承諾營造良好的創業環境,促進民營經濟“做大、做優、做強”。

這一承諾與多年前對國有企業做出的承諾不謀而合。儘管這些聲明來自高層,但仍存在疑問:將採取哪些具體措施來解決企業的實際問題?私營企業,尤其是規模較小的企業,缺乏融資渠道,需要獲得更好的保護,尤其是不受地方政府部門的侵犯。

私營部門的信心迫切需要一針強心劑,但發展模式里的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最終,需要加快向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的轉型,包括提供更好的社會福利,以及目前可能考慮直接發放現金。

在此方向上實現所需的改變,可能會消耗原本用於技術和基礎設施支出的資源。大規模的財政刺激還會增加國家債務。因此,採取如此大膽步驟的可能性較低。

中國經濟面臨著鄧小平改革時代以來最大的挑戰。克服這些挑戰,將決定中國經濟是能夠擺脫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富裕,還是面臨日本一樣的停滯,消除房地產泡沫和過度投資的影響,雖然自身還不算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