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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趙明昊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中國論壇特約專家

中國為何不會在經貿談判中輕易妥協?

2019-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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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美經貿談判陷入了新的困境,國際輿論對兩國達成協議並結束貿易戰的前景抱越發悲觀的態度。特朗普政府不僅決定將價值約2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關稅從10%提升至25%,還在推動對另外價值約3200億美元輸美商品加征25%的關稅。中國方面宣布將對此採取必要的報復措施。《人民日報》等中國官方媒體近期連續發表評論文章,強調中國對美方壓力並不畏懼,如果美國想打貿易戰中方願意“奉陪到底”。中方的強硬態度的確超出了外界的預計。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1919年5月4日,為了反對一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國家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人進行了大規模的示威反抗。這是近代歷史上中國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重要標誌性事件。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五四運動”之間也有十分密切的聯繫。

實際上,就在中美開啟第十一輪經貿談判的前夕,中國政府在北京隆重舉行了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大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大會發表的演講中高度讚揚“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精神,強調“奮鬥和犧牲”對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性。

特朗普政府雖然已將中國定位為“戰略對手”,但似乎一直未能準確地認識這個對手,尤其是低估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對於中國領導人和所有普通中國人的重要意義。在此前與加拿大、墨西哥等國的談判中,特朗普政府多次使用“極限施壓”策略。《華盛頓郵報》專欄專家尤金·羅賓遜入木三分地描述了這一策略:“紐約房地產已經告訴我關於所謂的特朗普的標準談判,那就是當另一方認為事情要解決了的時候,他會在最後一刻推出某種條件,希望欺負對方,以此來獲得一個更好的交易。”

然而,“極限施壓”策略並不適用於中國,它恰恰起了反作用。中國方面不願對特朗普政府的脅迫做出讓步,或許主要出於以下幾點原因。第一,美國在談判臨近結束時突然提高要價,包括迫使中方提高對美國商品的貿易採購規模,這令北京感到不滿。正如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高級副總裁艾琳·恩尼斯所言,特朗普試圖在最後一輪談判中增加籌碼。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從數據上看美國的經濟表現較好,這或許讓特朗普相信他現在對中國擁有更大的施壓空間。

第二,中方不會接受簽署一份帶有屈辱性質的協議,認為美方的相關要求會傷害中國的國家主權。中方談判團隊牽頭人、副總理劉鶴強調協議的文本要具有平衡性。這意味着,中國相關法律的修改不能由美國方面來決定,雙方都應對協議得到充分執行負起責任。華盛頓試圖在協議簽署後仍然繼續維持對中國商品的高關稅,這也是令人惱怒的。這等於說,面對美國的施壓,中國不能採取任何報復舉措。北京認為這是荒唐的和不可接受的。

第三,近期美國對華政策出現一系列新的混亂信號,這讓中方倍感不滿,擔心經貿談判上的讓步會導致美方得寸進尺。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基倫·斯金納公然從“文明衝突”角度看待美中關係,這一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言論在中國國內激起極大憤怒。此外,5月初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台灣保證法》,美方正利用台灣問題對中國進行危險的壓力測試。一些國會議員還提出要把人權問題和中美經貿談判捆綁在一起,而這必將令協議更難達成。

實際上,中方清醒地意識到,一些美國國內的政治勢力不願看到中美停打貿易戰,史蒂夫·班農等激進鷹派則試圖利用中美經貿談判的挫折進一步促動中美陷入戰略對抗。由於2020年總統大選等因素,民主黨政客也不希望特朗普在處理中美經貿關係上得分。與此同時,美國的農民和普通消費者卻不得不付出更多代價,金融市場也會持續受到擾亂。

特朗普政府應當從當前北京的強硬反應中得到三個重要教訓。首先,絕對不要低估中國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而承受必要代價的決心。特朗普政府應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要求,而不是動不動就做出威脅。其次,二戰結束以來,中美之間的重要談判從來都是充滿曲折的,無論是在朝鮮戰爭期間還是中美有關中國加入WTO的談判。中國是一個堅韌的談判對手。第三,特朗普政府內部對中國問題的專業知識嚴重不足,斯金納發表的荒謬言論在美國國內也受到了很多批評。中美經貿談判不應被不負責任的表態和惡性的意外事件所干擾。

不應否認,中美之間陷入更大規模戰略衝突的風險正在增加。在此背景下,中美經貿談判實際上正在起到“剎車”的重要作用,雙方談判團隊都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這一談判對於中美雙方在安全、外交等領域進行再接觸也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理應得到珍惜。

特朗普總統本人對於和中國打新冷戰並無興趣,但他的確需要花更多時間了解中國人的文化和性格,而不是被歇斯底里的反華派人士所左右。在6月日本大阪舉行的G20峰會期間,特朗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或將舉行會晤。希望中美經貿談判在此之前迎來新的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