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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來臨的中國衝擊

201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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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的時候我們就認為,中國的經濟和外交政策正在違反經濟和地緣政治“規律”,同時我們警告這種情況不可能持續下去。自那時以來,我們的判斷得到證實,我們的擔心也加深了。

直到不久之前,中國還能走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這歸因於政府對經濟(更概括說是社會)的廣泛控制。但那些日子一去不復返了。這個國家的內部債務正上升到不可持續的高水平,國內投資水平已經越過收益遞減點,轉向接近負值。

此外,中國促進出口、助推行業內“國家領軍企業”和徵用外國技術的戰略,已經超過西方尤其是美國願意容忍的極限。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倡議展示了帝國過度擴張的所有跡象。“一帶一路”倡議的貸款不但遠遠超過參與國政府的借貸能力,而且貸款條件也變得越來越苛刻,事實上成了高利貸,正如哈佛大學的里卡多·豪斯曼最近觀察的那樣。

早在去年9月,我們就認為中國經濟表現出現非連續性是不可避免的。即使這個國家沒有走向全面危機,我們相信,它也幾乎肯定會受到經濟增速驟降和匯率大幅貶值的雙重打擊。

自那時以來,這種預測變得更可能成真了。隨着全球經濟增長和出口的下降,相對於2018年第四季度6.4%的增長,中國經濟正在進一步放緩。從上世紀80年代直到不久之前的兩位數增長好像從未如此遙遠。

為應對當前的全球經濟放緩,中國政府決定放鬆對私人和政府借貸的限制。但這只會加劇中國的債務和投資過剩問題。或者如中國成語所說的,是“飲鴆止渴”。

即使沒有這些宏觀事態發展,中國對發展經濟學既有成果的違背也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達龍·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A·羅賓遜證明,經濟的長期發展往往有賴於強大的國家機構和開放的政治制度,因為這些是培育競爭、投資者信心、活力和創新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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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向上傾斜的線代表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正相關關係。作為這種可靠關係的一個顯著例外,中國長期以來使該理論面臨著質疑。中國封閉的政治制度讓它不該像現在這樣富有。

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西方曾押注中國不會再是例外,它將通過採納更開放、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如藍色虛線箭頭所示)逐步轉向正常。實際情況是,這一賭注轉化成了西方推動中國崛起的政策,以及美國企業向中國轉移製造業生產能力的決定。

但是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反而變得更不開放(如紅色剪頭所示)。而且,正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在他的新著中所表明的,中國經濟也從民營部門驅動增長的模式回歸到國家資本主義。

換句話說,系統性的政治和經濟變化使中國愈發成為一個例外,從而增加了它以經濟表現急劇惡化的形式(向下的黑色虛線箭頭)回歸正常的幾率。目前還無法確定這種糾正會在何時發生,但中國越是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糾偏就越有可能發生。

不幸的是,中國經濟表現的非連續性會給世界其他地方帶來震蕩效應,因為它會導致人民幣大幅貶值。事實上,中國自己也可能有意讓其貨幣貶值,以促進出口,緩衝國內需求尤其是投資需求無可避免的下滑。

這種情況將對全球貨幣產生海嘯一般的影響。其他主要亞洲國家將用本幣貶值來應對,以維持它們的競爭力,而歐洲和美國將隨着本幣走強出現嚴重通縮。

要進行歷史比較的話,可以想想上世紀30年代,美元和英鎊在四年時間裡大約貶值了40%,而法國和德國貨幣基本保持穩定(以黃金衡量)。與大蕭條前1929年的美國和英國一樣,今天將受中國貨幣衝擊的主要亞洲經濟體大約佔世界貿易的30%。

更糟糕的是,對今天的全球經濟來說,貿易比90年前重要得多。2017年,商品出口佔全球GDP的20%到25%,相比之下1929年只有8%。這意味着亞洲貨幣的貶值將比上世紀30年代的美元/英鎊貶值有更大的全球影響。也因此,雖然上世紀30年代初的競爭性貨幣貶值是有史以來經濟至暗時期之一,但一場中國衝擊很可能使之相形見絀。

不管怎樣,中國對宏觀經濟、地緣政治和經濟發展“規律”的持續違背將使它向常態的必然回歸加速。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世界最好有所準備。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Coming China Shock”(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