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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華政策的戰略影響與趨勢

2018-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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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政部

任何雙邊關係都包括經濟政策和經濟關係的內容,美中關係尤其是這樣。1978年之後中國融入全球經濟,並奉行“和平發展”政策,中美兩國都從中受益。在北京為2001年加入WTO的努力中,中國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顯著減少,這些改革為中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和第二大經濟體奠定了基礎。

中美貿易的擴大為兩國數百萬人增加了消費可能。歷史上,從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在過去40年里那樣大規模減少了貧困。美中之間如果出現長期貿易戰,那麼,在充滿活力的全球經濟中不斷發展起來的專業化與分工將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特朗普政府希望通過對大批進口產品實施或威脅實施高關稅,迫使中國坐下來談判。為了證明這種保護主義策略的合理性,特朗普政府轉而搬出了“國家安全”這套舊說辭。雖然可以選擇使用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該法允許在國家安全理由下使用關稅和非關稅措施,而且它得到了WTO的認可——但它引用的理由應該是重大的,而不只是一種保護特殊利益的策略。出於安全考慮而實施保護主義的主要風險在於“國防牌”有可能被過度使用,從而在安全名義下讓合法的貿易和投資受到限制。

當今全球經濟的一體化水平遠超信息革命之前。複雜的供應鏈遍及全球,而中國是主要的生產平台。一旦這個鏈條斷了,所有人都會遭殃。僅憑這一事實,人們就應該對通過煽動貿易戰擾亂全球經濟秩序保持警覺。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給全球經濟帶來凈收益,因為它減少了不確定性和風險。歷史告訴我們,自由貿易促進和平與繁榮,保護主義則恰恰相反。

特朗普總統或許以為,他可以通過使用保護主義大棒從習近平主席那裡得到更多好處。但到目前為止,這種策略適得其反,因為中國針鋒相對地通過提高從美國進口產品的關稅進行報復。

一個按照共同的規則指導對外貿易和投資的體制,要遠遠優於一個隨心所欲在總統推特上發佈走走停停政策的體制。貿易戰導致了“經濟民族主義”的興起,也說是政府要利用產業政策來打造“國家級冠軍企業”。這類戰爭帶來的狂熱往往讓領導人和公眾看不到對外國競爭和思想關閉市場所產生的機會成本。

最近頒佈的“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是國防授權法案(特朗普總統8月13日簽署)的一部分,它授權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在更大範圍內監控入境投資,確保這些投資不會危及關鍵基礎設施或國家安全。

根據這項2019財年才生效的新法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審查程序將變得更長、費用更高。但願新程序能讓美國更安全,不過,它也許阻礙有利於高科技創業公司的跨境資本流動,而這些公司是不可能構成安全威脅的。儘管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適用於所有境外國家,但它是為處理中國對美國企業,尤其是中國對美國信息技術、機械人和其他高科技領域投資而專門設計的。

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提出“中國製造2025”,目的是要讓中國成為全球技術的領導者。實現這一目標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收購美國和其他主要創新型國家的高科技創業公司。2017年9月,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阻止了一家有中國背景的投資商收購美國半導體製造商萊迪思(Lattice)。幾個月後,由於擔心數據安全,阿里巴巴子公司螞蟻金服對速匯金(Moneygram)的收購也被叫停。按照新法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備案數量肯定會增加,尤其是在美中緊張局勢升級的時候。

中國也以國防為理由,限制外資進入其能源、交通、金融等“戰略”行業。中國頒佈了新法律,限制信息通信技術產品及零部件的進口,要求它們“安全可控”。這個模糊的標準使決策者擁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增加了不確定性,給希望進入中國迅速崛起的信息通信技術市場的美國企業造成沉重的成本負擔。

雖然特朗普總統的保護主義策略可能會讓中國做出一些讓步(如中國增加對美國商品的採購,以減少貿易逆差),但它不太可能一夜之間改善關鍵領域(如電信和銀行業)的市場准入,讓知識產權得到保證,讓外國企業不再被要求共享它們的專利信息。北京長期以來一直承諾要改變這些政策,但中國當前的政治環境意味着真正的改革仍會遲滯不前。

為了實施保護主義政策而過度擴大國家安全理由,可謂危險重重,因為它有可能加劇經濟民族主義,失去在基於規則的制度下進行互利貿易的好處。美國和中國應該保持國際供應鏈的開放,認識到即使中美貿易小小的脫鉤也會產生巨大連鎖反應,通過共同努力來加強全球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