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搞意識形態競爭、對抗的動機，有的只是在面對美國全方位極限施壓之下維護本國意識形態安全的應變之舉。所謂對華意識形態競爭根本就是美國人為建構的一種情境。

中國冀望通過「三個更好統籌」的指引與推進，探索出一條行之有效的現代化路徑，通過增強自身發展的確定性與可持續性來為世界發展賦能，同時增進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信心。

美國「印太戰略」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制衡中國發展戰略與進程的功能，但其定位存在嚴重缺陷。

北約亞太轉向針對中國的意圖明顯，這也為中國帶來了一定的地緣政治與安全壓力，如進一步加劇台海、南海問題的國際化。但鑒於北約亞太轉向的有限性，中國在密切關注其發展動向的同時，也不必做出過度反應。

北美領導人峰會主要聚焦該地區事務，但美國並沒有將其局限於地區層面，而是從服務其大國競爭尤其是對華競爭的戰略層面加以運作和考量。

二十大報告對國際形勢與中國外部環境的判斷更加嚴峻。面對波詭雲譎的國際形勢變化，二十大報告明確了中國外交戰略的使命任務與實現路徑。

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徵，也是最大特色。

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呈現出「美國優先、兼顧國際」的特點。

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更注重基礎性、持久性、系統性和危機管控，雖然與特朗普政府相比顯得更加理性溫和，但其政策實踐與政策宣示之間的矛盾與差距也更為突出。

拜登政府印太戰略報告目標更清晰，領域更全面，操作性較強。但由於可用資源有限，無論是經濟層面的倡議，還是安全層面的構想，都體現出戰略目標與實施能力的不對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