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中美較大規模貿易戰終於打響。下一階段，雙方也許會繼續加碼，也許會邊打邊談。但無論如何，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將是一個長期過程，甚至會跨越一個時代。

中美是差異巨大的兩個大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中美關係時有波折，但總體走向是向好的。期間雙方日益擴大、互惠共贏的經貿往來，一直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是彼此“求同存異”的重要基礎和理由。

然而近幾年，情況悄然變化，這塊“壓艙石”已不穩固。伴隨中國經濟攀升和產業升級，雙方經濟的互補性有所下降，一些行業領域的競爭性在增強。美國輿論看來，巨大貿易失衡亟需改變，而中國政府實施的野心勃勃的科技趕超戰略，更難以容忍。

令美國疑慮不安的，還不限於經貿、科技領域。近年來，中國展示了不同以往的信心和力量：在國內，執政黨堅定了對現有發展模式的信念，而且贏得了年輕一代的支持——相比於60和70世代，80後、90後年輕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更高昂、體制認同感更強。在國際上主動作為，如提出 “一帶一路”倡議，帶頭創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銀行。

在中國民眾看來，這些都是國力強大後的題中之義，本無可厚非。但美國社會的主流看法已然改觀。其精英階層越來越認為，中國發展背離了克林頓政府確立的“接觸”戰略的預期，逐漸脫離掌控，並對現有國際秩序和美國領導地位構成了潛在挑戰。更有甚者，在史蒂夫·班農等極端保守主義者看來，中國代表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已經威脅到以“猶太—基督教”信仰為根基的“開明資本主義”——這套文明衝突色彩的說辭大受輿論追捧。現階段，對華採取強硬措施，在保持“接觸”同時加大“遏制”力度，已成為美國朝野兩黨共識。

可見，中美貿易戰、技術戰的維度和底色是多重的：

第一重維度和底色，是大國競爭。即領導者對追趕者的防範、限制和打壓。這是現實主義的、很難改變的底色。

第二重維度和底色，是發展模式競爭。即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發展模式排斥、不認同，對其宏觀戰略意圖不信任。這一重底色是更有意蘊，更值得關注的視角。

第三重維度和底色，是文化或文明競爭。確實中美有很不相同的文化和價值觀，但是也有很多共同之處。這一重競爭附着在前兩重競爭之上，雖然不會十分激烈，但作為“軟件”也會起到關鍵作用，比如對科技創新的孕育和激勵。

無論從何種緯度看，爭取實現良性競爭，對雙方都是有益的。反之搞惡性競爭，很可能兩敗俱傷。貿易戰打響後，最初階段較量的，主要是雙方管控經濟和金融風險的能力，或者說，考驗經濟薄弱環節的抗擊打能力。進入相持階段，則會凸顯上述三個緯度的綜合角力。

若論決定經濟活力、影響國力消長，最直接的應屬發展模式競爭這一緯度。劇烈對抗也好，良性競爭也罷，不僅需要發揮各自模式的優勢，還應善於發現自身問題、善於學習對方優點。後者可能更為重要。

回顧改革開放歷程，中國雖然一直堅定走適合自身的道路，但沒有放棄對西方的學習。正是在以西方為師不懈推進市場導向經濟改革，同時有選擇地學習西方社會治理經驗的過程中，一步步發展壯大的。其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改革調整和進步，都是十分深刻的。民間流傳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叫“中國是最大的美粉”，生動刻畫了中國人學習美國的高漲熱情。這種謙虛態度，在發展壯大之後仍然需要，在貿易戰引發反美仇美情緒時，尤為寶貴。不久前，華為公司高管和一些學者高聲呼籲繼續向美國學習，就頗具膽識。

反觀西方一些國家，在冷戰結束後，長期沉浸在“歷史終結”的盲目自信和全球化高歌猛進帶來的豐厚利潤中，怠於反思問題、因應時代變化，怠於革新制度、解決深層矛盾，因循苟且、積弊漸深，導致了政治制度失靈，經濟和社會衰落。時至今日，仍熱衷於迎合民眾，從外部尋找替罪羊，怪罪於移民或新興經濟體，而非正視和解決自身問題。這些都是前車之鑒。

發展模式也好，文化文明也好，都需要在相互學習借鑒中進步，在不斷解決自身問題中改進。再先進的制度、模式和文明，一旦自大自滿、固步自封，都會很快衰落。也許正是謙虛的態度、開放的心態，導致了三十年來中國和西方實力的此消彼長。繼續保持謙虛態度，不斷改革和優化現有發展模式，仍是當今中國的頭等大事，也是在長期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的關鍵所在。相信經歷了“中興事件”和貿易戰威脅的國人，對此會有更清醒的認識。

（作者簡介：劉行之，吉林省明強文化傳播公司法律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