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達成共識依然困難重重
關於中美貿易關係的演變，不少專家認為，11月底阿根廷G20首腦會議的雙邊高級會晤可能是一個機會節點，通過這次會晤可以達成一些意向，爭取在90天窗口期內達成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協議。這個窗口期時間很短。目前中方已經做出了調整，我們開始恢復進口美國大豆、對來自美國的汽車產品關稅率恢復到正常的15%等。
但是，要達到全面協議還有相當的距離。中國經濟現在明顯存在一些弱點，比如我們的農產品和能源產品依賴進口，我們的尖端高科技產品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賴進口。我國經濟正處在轉型升級過程中，仍需要外資企業的積极參与。我們的優勢在於國內市場規模龐大、增長快，企業發展的機會多。
美國經濟存在的問題
美國也有它的弱點。第一，美國聯邦政府預算赤字已超過GDP的3%，聯邦政府承擔的全部債務與GDP之比已經超過100%。中國政府債務佔GDP在40%-50%之間，美國比我們高一倍。特朗普政府想進一步增加財政開支難度非常大，而且眾議院現在是由民主黨所控制。
第二，現在美國的股市波動也非常大，特朗普個人非常重視股市的行情。
第三，美聯儲有高度獨立性、可以掌控利率。總統影響美聯儲的能力終究有限。美聯儲如果繼續加息，對美國經濟增長會帶來相當的制約作用。
第四，多數美國大型企業奉行全球化戰略，高度依賴海外市場，對中國市場也有很高的依賴度，這對美國政府的對華經貿政策產生制約。
目前整個美國經濟當中的實際利率是偏低的，實際利率偏低，意味着企業、消費者增加開支，實際上成本比較低，在最近，比如說半年到一年之內，延續的擴張是非常有可能的。基於這些，雙方在阿根廷會談中都表明避免強烈爭鬥的意願。中國一向認為，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現在這個壓艙石發生了動搖，可能使得中美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關係出現全面動搖。大家都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中美經貿爭端中的政策爭端
不過從3月1日起，美方有可能對我國2000億輸美產品徵收25%關稅，表明雙方在這個節點上還沒有達成協議，美方可能繼續按照它所公示的措施付諸行動。最差的情況是達不成協議，下一步談判破裂，美方還要對我擴大額外徵收關稅的範圍，甚至把一些產品關稅率提高到40%。到目前為止，2000億美元產品佔中國對美出口額的不到50%，按美方統計，我國2017年對美國的出口在5000億美元以上，約佔中國當年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如果是這樣，就意味着全面破裂。
目前我們沒有十分把握使中美經貿關係全面緩和，因為雙方分歧點很多。中美經貿爭端主要是政策爭端，包括經濟政策、貿易政策、市場政策有分歧，這裡也涉及到企業合規行為問題。企業合規問題很複雜，因素很多，不僅有政策因素，也有法制的差別、企業文化習慣和政商關係，以及市場競爭是否公平問題。不是有了政策和法律規定，就可以認定這個市場競爭是公平的，還要看不同類型、不同個體的企業是不是合規，是不是在同樣程度、按照同樣的方式服從法制。
跨國監管和企業經營的合規問題
中國經濟今天要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這一重要轉變要求中國企業在合規文化建設上有一個較大的邁進。如果這個坎過不去，就談不上邁向高質量發展。
這裡舉幾個涉及企業合規的事例，涉及反壟斷和跨界併購、反洗錢、環保、知識產權等問題。就國內而言還有非法集資罪和長臂管轄問題，即國際制裁延伸。
第一，反壟斷。阿根廷雙邊會晤時提到高通收購恩智浦案。高通和恩智浦都是外國企業，為什麼他們之間的併購要得到中國當局批准？這是因為中國在幾年前出台了反壟斷法，凡是在中國經營、對中國市場有重要影響的外國企業的併購，須經中國政府批准。以前波音收購麥道，兩家公司都在中國有分支企業，但當時我國沒有反壟斷法，所以不能干預。高通和恩智浦的併購，在2016年已得到8國當局批准，包括歐盟、韓國、日本等等，但中國政府沒有批准，於是這樁併購案暫停。國外也認為這是服從中國的監管，是合規的。這次如果再一次提出申請，中國當局有可能考慮批准。
第二，反洗錢。最近10年，美國和歐洲關於金融機構涉及洗錢的案件大幅度增加，許多案例涉及到大的金融機構，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金融公司。這是因為各國政府，尤其是美國當局加強了這方面監管，而且政府動用各種資源收集有關的信息，這些信息不僅來自於正式的支付體系，也來自於這些金融機構員工的舉報，以及他們對相關機構電子郵件信息的搜索。美國有一條規定，金融機構員工的電子郵件信息不可以銷毀或刪減，必須保留；他們通過這些渠道掌握了大量信息，所以很多大銀行都遭受到了處罰。美國不僅處罰了歐洲銀行，也處罰國內的大金融機構，比如摩根大通，高盛等等都遭受過處罰，而且數額巨大。當然也有一些中國的經營機構遭受到了處罰，這是最近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個變化。
第三，環保。大眾汽車公司的“排氣門”事件，清楚地顯示了公司由於沒有滿足環保標準且存在造假行為，因而遭到嚴重的處罰。這也是現在很多企業、尤其是製造業企業面臨的問題。我們國內也有一些中小企業存在這樣的問題，未來可能有一些大企業也會暴露出類似的問題。
第四，知識產權保護。美國的波音和洛克希德兩家是競爭對手。10年前，波音公司某一僱員賄賂了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位僱員，讓他提供洛克希德的報價信息，從而有利於波音同類產品在美國空軍的投標。此事被揭露之後，波音遭到嚴重處罰。如果某一企業或它的員工以不正當手段獲取對方的商業機密，這就涉及對方的專業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概念是比較廣泛的。
第五，關於非法集資罪。過去廣泛使用這一罪名懲罰一些機構和個人，但從法律上說是這不嚴謹的。《刑法》有關條文沒有使用“非法集資”罪，而是說非法吸收存款罪。“非法”這個概念要在實踐中解讀，即沒有得到有關政府機構或者是監管當局批准的機構從事某一項金融交易業務，“非法”就是事先未得批准。現在隨着金融業的發展，湧現出大量融資業務，金融監管當局也不對批准與否作事先表態。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你要獲得批准才能從事這個業務，可是從事這個業務之前，沒有辦法、沒有渠道、沒有可能性獲得批准；可是在這個領域又有社會需要。這是長期存在的矛盾，怎麼解決？
這方面有國外相對成熟的經驗可以借鑒。我們分析國外金融監管，他們的金融監管比我們強很多倍，因為他的金融監管不是建立在要不要批准、或批准的範圍上，而是強調一個金融機構或個人從事金融交易，必須建立在誠信原則上，如果在經營業務中違背了誠信原則，對客戶、對消費者有任何詐騙行為，就可以定罪。所以美國的監管是建立在防止金融詐騙的原則上。我贊成有一部防範金融詐騙、或者說金融詐騙罪入刑的法規，而且監管的重點要從批准、准入轉移到對詐騙的認定上。這是有關金融法律或監管體制一個重大而深刻的調整。如果政府監管機構把重點轉到防止詐騙上，那麼就需要法律服務，包括律師、檢察院、法院等專業人士來認定的問題。為了適應現代金融、現代經濟的發展，金融監管理念必須有這麼一場重要的調整。麥道夫詐騙案在2008年醜聞暴露出來以後，個人被判150年有期徒刑，這是超乎尋常的，可以說處罰非常嚴重。
第六，關於“長臂管轄”。其基本含義是運用國內法對境外實體在境外的行為實施制裁。這個解讀各方是不一樣的，我們認為，所有美國人針對非美國人進行的制裁都是長臂管轄；而美方認為，凡是適用於它的法律且有約束力的境外實體，包括企業和個人（不包括外國政府機關），凡是與美國的有關實體產生了交易，而且這個交易的合同已經明確適用於美方的法律，如果發現有違規或違法的證據，它就可以按照它的司法體系起訴你。這個問題在這裡不展開討論。
要重視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的法律風險
現在中美貿易衝突已經超出了傳統的貿易、關稅領域，已經涉及到兩國關係的廣泛調整，那麼法律風險對中國的企業就大大上升。美國的對外政策有一個特點，他們所認定的一些敵國，包括伊朗、北朝鮮等等，對其核武器的開發要實施制裁，其中一些制裁是由聯合國的決議為支撐，這類制裁就不是單邊的國內法的運用。另外，他們會廣泛、更大程度地運用有關商業條款，對他們認為是違規或違法的境外實體實施制裁。當然，在這個過程當是不是能掌握證據、獲得相關信息，至關重要。這個事情具有高度的複雜性。我們要學會應對這個風險。
很多中國企業，尤其對在高科技領域活躍的中國企業來講，要認識到這個風險在上升，要有防範措施。比如說，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後，馬上就有一批歐盟成員國的企業意識到遭受美方制裁的風險，促使歐洲聯盟在政府層面和美國進行協商，同時就本國如何免遭美方制裁或制裁的延伸及時做出一些安排，降低遭受制裁的風險。中國政府也應該積極地出面協商，做出某種安排，不能讓我們的企業未來面臨大面積的不確定性；當然企業也要進行這個方面的事先準備，以及當風險事件發生以後，積極尋求法律的服務。
最近，美國一個電視台就“華為事件”採訪了一個有名大學的國際法方面的專家。這位專家說，如果加拿大的法庭能夠發現這個事件中包含了某種政治因素，就可以拒絕美方提出的引渡要求。換句話說，加拿大法庭審判有司法獨立性，它會滿足加美之間已經簽訂的雙邊引渡條約，這個條約在過去很多年在執行過程當中從來沒有發生這麼重大的問題；但是一旦發現美方的起訴或引渡要求有政治背景，加拿大法庭就可以合情合理做出自己判斷。我覺得這位法律專家的見解，有助於我們尋求積極妥善處理類似事件的方式，而不必很快升級到雙邊外交關係層面。
企業合規問題在中國由來已久，而且很多企業不規範的經營行為，對經濟發展制約越來越凸顯。我們在未來考慮中國經濟轉型發展升級過程當中，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也希望我們的企業自身和我們的法律界要加強這個領域的合作。
* 賀力平，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本文是賀力平在“第二屆中國經濟發展新動能與法律規制高峰論壇”上的講話摘編。
來源：經濟導刊 www.jingjidaok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