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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裕舜 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羅德學者

「大國」四方博弈

2025-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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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20年全球權力分配發生了重大轉變,尤其在蘇聯解體、美國取得了罕見的單極主導地位之後。從中國崛起成為地緣戰略和經濟強國,到俄羅斯領導層的軍國主義敘事和野心復蘇,再到歐盟經濟和政治的瓦解,21世紀的頭20年或許將作為大國競爭的關鍵轉折點載入史冊。而這也是暴風雨來襲前的寧靜時刻。

過去幾年,我逐漸構建起一個框架,發現它非常有助於部分解讀和理解潛在的動態因素。我將其稱為“大國”四方博弈,涉及美國、中國、歐盟和俄羅斯。此處,需要清晰地界定“強國”與“超級大國地位”的一大區別:前者指的是在多個地理區域擁有強大的影響力和自主權,後者指擁有雄厚的、面向全球的雄心和能力的大國。即使中國正在不斷鞏固經濟和製造業實力,我們仍可能將美國視為世界上唯一的軍事和金融超級大國。

需要明確的是,我並非斷言參加四方博弈的四個實體(三個民族國家和一個超國家集團)是世界上僅有的“大國”。首先,印度對這四個實體都擁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影響力,也應被視為一個重要的大國。

四方博弈的關鍵組成部分

回顧過去20年的變化,四方博弈可以分解為四種不同的關係。

首先,中美關係日益呈現出激烈的戰略競爭態勢。這一趨勢或許可以追溯到奧巴馬時代2011年11月公布的“亞洲再平衡”戰略。該戰略促使華盛頓的外交政策精英達成廣泛共識:中國的經濟實力、戰略信心和地緣政治靈活性日益增長,對美國霸權構成了系統性挑戰。儘管美國偶爾會發佈一些委婉的聲明,強調事實並非如此,但如今中美兩國確實陷入了一場全面的戰略競爭。這場競爭涵蓋敏感和尖端技術、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和戰略影響力、貿易和經濟,以及軟實力和偽意識形態衝突。然而,至少到目前為止,此類競爭的爆發點尚未演變成充滿破壞性的戰爭。北京和華盛頓的領導人都意識到,兩個擁有人工智能技術、經濟實力雄厚、技術先進的核大國之間直接對抗蘊含著巨大的風險。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即使唐納德·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王緝思設想的“熱和平”模式仍可能繼續存在。

另一方面,歐盟和俄羅斯的關係開始從戰略相互依賴逐漸轉變為動態對抗。這一變化最初緩慢( 2008年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後),然後迅速發展( 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這兩個經濟體在能源(截至2021年,俄羅斯是歐盟主要的石油(90%)和天然氣(40%)供應國)、貿易乃至資本管理(歐洲是俄羅斯寡頭喜愛的財富聚集地)等方面高度相互依賴,但過去十年的形勢表明,布魯塞爾與莫斯科的關係已嚴重惡化。面對持續的俄烏戰爭,歐洲主要國家堅定地與基輔結盟,共同反對它們眼中的俄羅斯侵略行為。

美歐跨大西洋關係與中俄夥伴關係

闡述了上述先決條件之後,我現在簡要地概述兩個觀點。第一,中美競爭和歐俄對抗加劇,促進了中俄關係的加強,也促使歐洲對美國的依賴不斷加深。

其次,美歐跨大西洋關係和中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發揮着相互促進的作用。華盛頓和布魯塞爾的關係越緊密,北京和莫斯科鞏固雙邊關係的動力就越大(儘管還沒有形成正式聯盟)。

中俄關係的發展勢頭日益增強,反過來又加強了華盛頓與布魯塞爾在對華、對俄政策上的深度協調,直到最近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出現的“決裂”。

第一,我們應該注意到,中俄並非天生的合作夥伴。從20世紀初俄羅斯侵佔中國領土並參與八國聯軍侵華,到近代中蘇關係破裂,不信任和懷疑一直是兩國及兩國人民之間關係的特徵。即使是1994年江澤民主席與葉利欽總統就長期存在的陸地邊界爭端達成的和解也並非毫無爭議,儘管現在回想起來,這一舉措或許使得兩國在21世紀初的貿易、能源和戰略合作得以顯著拓展。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曾警告說,由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組成的“反霸權”聯盟將對美國構成危險,因為這些國家“不是靠意識形態,而是靠互補的怨恨”聯合起來。普京在 2007 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講話預示了後蘇聯時代俄羅斯對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秩序的希望徹底幻滅,這為其轉變成為西方的競爭對手和反對者、構建有韌性的非西方主導的新世界秩序鋪平了道路。另一方面,中國政府認為,華盛頓不願接受其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 ,並因此感覺受到冷落。事實上,華盛頓對此的反應往好了說是冷淡,往壞了說是徹頭徹尾的懷疑。2022 年以來,俄烏衝突的急劇升級顯然加劇了布魯塞爾和莫斯科之間的裂痕。這也使得歐洲國家對美國的依賴程度顯著提高,而且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北約集體安全保護傘的主要貢獻者和支柱。美國的優勢在於強大的製造能力和成熟的軍工綜合體,歐洲領導人期待拜登政府批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計劃、設備和彈藥,以支持烏克蘭的戰爭行動。

第二,這種依賴與布魯塞爾對華立場的日益強硬同時發生,或許並非巧合。此前,歐洲權威機構將中國視為一個充滿希望的市場和可靠的經濟夥伴,如今其言辭和姿態卻充滿敵意,它將中國視為“系統性對手”“經濟競爭對手”,以及(或許稍微沾邊的)“合作夥伴”。《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於2021年5月擱置。2022年至2024年間,歐洲公眾和政界人士對北京的敵意持續上升。2025年初發佈的《歐洲防務未來白皮書》宣稱,中國“正在威脅歐洲的安全和利益……對地區和全球安全以及歐盟的經濟利益構成風險”。

面對此類言論,中俄兩國似乎並未受到影響:2013年至2023年,中俄兩國元首已會晤42次,並建立了“深厚友誼”。受到制裁的俄羅斯將中國視為金融基礎設施、國際貨幣清算服務、投資和先進技術(非軍事用途)的主要提供者。與此同時,中國將俄羅斯視為能源貿易、北極勘探和糧食安全領域的寶貴合作夥伴。

特朗普的“決裂”

如何才能停止這種相互強化的循環(如上文第二個觀點所述)?與地緣政治中的許多問題一樣,關鍵在於美國。長期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其外交政策展望中都持有親俄立場。事實上,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他就多次稱讚普京,並享受與普京“非常密切的關係”。此外,他也曾誇耀與自己關係密切且友好的其他多位國家領導人。在2018年的赫爾辛基峰會上,特朗普為俄羅斯干預美國總統大選的指控辯護,儘管這或許更多地是出於他的自身利益和生存本能。

在特朗普2.0時代,所有初步跡象都表明美俄關係將重啟。這究竟是應該被視為“逆向尼克松”還是“21世紀梅特涅式戰略”,或者是否存在一個“大戰略”,仍有待觀察。然而,顯而易見的是,中美軸心的美國和俄歐軸心的俄羅斯,至少正再次相互靠近。

鑒於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北京和布魯塞爾能夠而且應該尋求重新調整兩國關係。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已經略微軟化了她的對華措辭,指出“在競爭激烈、交易性質強烈的地緣政治時代”,中國和歐盟必須攜手合作。

這樣的言論能夠轉化為具體的突破嗎?

答案尚不明確。儘管中國領導人積極爭取歐洲企業和投資者的支持——習近平主席近期與歐洲重要人物的會晤便是明證,但在重新穩定和鞏固與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的關係方面,中國的外交政策體系似乎較為謹慎。雖然高層的姿態和講話表明情況並非如此,但政府間交往依然冷淡。不過,特朗普及其政府中眾多疑歐派、“美國優先”的追隨者造成的裂痕至少為中歐創造了足夠的合作空間。

中美歐俄四方關係絕非決定性因素,也無法幫助我們理解歐盟的內部運作和內部政治互動,尤其是在歐盟27個成員國之間。然而,它表明,正如美國和俄羅斯試圖做出“難以想像”的事情一樣,中國和歐洲也同樣可以做到。

這一切將給世界秩序帶來什麼影響,只有時間才能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