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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eff Ng Continuum Economics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人口問題未來會更多

201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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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獨生子女一代正快要步入“中年危機”。截至2018年,最早於70年代末推出的這項政策已經有39個年頭了。這代人在受到多重關愛的環境中長大,許多孩子最多有六名長輩照顧——父母加上四位祖父母,他們在孩子年少的時候可謂傾其所有。而現在情況倒過來了,意味着這一代出生的每個孩子需要照顧可能多達六位長者。

有兩個情況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中國官方從1979年到2015年執行的獨生子女政策,導致中國與美國或日本等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出生率大幅下降。中國在1966年的出生率高達6.38,到1993年已經降到2.10這一人口替代率以下。從根本上說,嬰兒潮一代在上世紀90年代進入勞動力市場,產生了人口紅利。國家年齡結構變化導致的這種經濟增長帶動國家崛起,然而,它現在必須面對正成為現實的人口阻力。

第二,人口不平衡的規模巨大。據聯合國貿發會議預測,與今天相比中國65歲以上人口將增加近1億,大約是紐約和倫敦城市人口總和的六倍。

從現在起,中國每年需要將近800萬名新工人,才能讓勞動力實現1%的增長。這大致相當於香港的全部人口。它同時也意味着僅靠外來民工不可能讓中國的勞動力出現實質性增長。

當前態勢難以扭轉

目前的趨勢就如同人們目睹一場慢動作車禍。雖然政府放開二胎政策,但讓生育率從當前的低位上升,仍頗有挑戰性。在各種文化里和各個大陸,經濟發展的增長都自然導致出生率下降。世界各國政府都發現,推行提高生育率的政策是一項挑戰。

中國會發現它自己也不例外。與上一代人相比,80後這代人對生活方式的選擇和家庭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在經濟空前發展的時代長大,有大量獲得教育和技術的機會,所生活的社會比他們的父輩更推崇消費主義。他們也比前幾代人有更多的消費和負債傾向,因此近年家庭債務迅速增長不足為奇,這也使這一代成年人的個人經濟負擔加重。

與此同時,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方式需求讓許多人更晚成家,生更少的孩子。對支付能力的擔心,已經超過了生更多孩子的願望。

一個需要快速發展的經濟體

中國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機,很可能成為政府推動經濟達到高收入地位的障礙。本財年,世界銀行把中國列為中高收入經濟體,這類經濟體2016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在3956-12235美元之間。不過,中國的勞動力規模已經處在頂峰。而且隨着政府把投資導向型增長轉變為基於消費的模式,資本和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也陷於停滯。

此外,中國經濟不能簡單依靠城市化來拉動生產力。2017年,城鎮就業人數增長2.5%,而農村就業人數減少2.8%。除了不可持續,這種趨勢還會加劇其他問題,如城鄉之間的不平等。所以,政府還需要採取措施提高生產力,來發展農村地區。

隨着勞動力和資本投入的增長放緩,到2020年代,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可能會下降到5%,到2030年代再進一步下降到4%或以下。中國只有20年的窗口期(直到2030年代中期)來成為高收入國家。到2030年代中期的時候,目前年齡在40-49歲的龐大人群將達到退休年齡,老年人的贍養比率有可能成為巨大的人口拖累。贍養比率的上升將構成社會服務壓力,包括需要額外的開支來助老。

為此,經濟需要進一步從低成本製造業向高科技製造業和服務業轉移。中國已經啟動“中國製造2025”計劃,目的是通過某些行業的發展,如醫藥行業,讓中國的製造業向價值鏈上游攀升。為了實現經濟的徹底轉型,政府要做的不僅僅是增加就業,還必須提供支持,讓人有機會從農業和製造業向高技術行業工作邁進,進而維持消費支出的增長。消費支出能力的增長將轉化為進一步的經濟增長需求,從而形成良性循環。中國目前有大約1000萬登記失業人口,同時每年有大約800萬畢業生可以填補工作崗位。

政府措施需要創新

雖然取消了獨生子女政策,但中國很難把出生率提高到人口替代率以上(即每個母親生育2.1個孩子)。但中國要想避免經濟增長受到嚴重拖累,就必須進行嘗試。政府的措施要獲得成功,就必須既具有創新性,同時又不失有效性。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2017年中國的出生率為1.243。未來數十年最大的風險就是出生率降到1。2017年,新生兒數量與一年前相比減少了63萬。

為提高出生率,政府可以考慮採取一些措施。貨幣及非貨幣獎勵可以為家庭生養更多孩子提供一些刺激。靈活的工作制度也有所幫助,雖然對每家公司來說實施起來有一定困難。在育兒方面提供幫助和資助,也可以緩解未來的父母對大家庭生活成本的擔憂。同時,法定產假和陪產假可以刺激出生率的提高。

鑒於其中一些措施有可能與經濟發展、預算限制等政府的其他目標相抵觸,因此隨着人口不斷老化,中國政府將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加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