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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外交:聚焦亞洲

2015-07-06

過去兩年中國領導人提出“中國夢”願景,並提出與整個亞太地區及其他地方共享未來的繁榮穩定。領導人還通過採納“新常態”模式,穩定國內經濟增長,提高增長質量。通過建立和擴大自由貿易區,中國表明了對開放的承諾。此外,與美國的安全盟友簽訂大量自由貿易協定,承諾加快與美國締結雙邊投資協議,都說明中國是把基於規則的貿易投資管理,與地緣戰略矛盾區分開來。

中國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主張沿“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實現經濟一體化,這些倡議大膽而富有挑戰性。雖然中國其他的一些經濟外交舉措尚未獲得廣泛支持,但中國整體上說並不打算改寫全球經濟治理現有規則。

中國夢:一個包容性願景

2012年12月中共十八大上,第五代領導人正式接班。上任幾天後,新的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上發表了講話。他將人們期待的核心治理戰略通俗化為“中國夢”。此後,“中國夢”成為主流政策討論中的標準提法。

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夢”的概念是對普羅大眾持續繁榮的承諾。而且,第五代領導人希望定義自己的使命,提醒自己要做出堅實的成績迎接兩個百年紀念:一是2021年中國共產黨創建一百周年,另一個是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

“中國夢”的概念也可以理解為指導中國經濟發展和處理與其他國家關係的新原則。它建立在“和諧社會”和“和諧世界”兩個概念基礎上。這兩個概念首見於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它標誌着上一代領導人的正式轉型。

在2014年11月北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論壇上,習近平主席提出該地區領導人“有責任為本地區人民創造和實現亞太夢想”。他進一步闡述說,亞太夢想就是站在世界發展前列,為人類福祉作出更大貢獻。通過讓經濟更有活力,貿易更加自由,投資更加便利,道路更加通暢,人與人交往更加密切,亞太地區的國家和人民可以創造出更加美好的共同命運。

與此同時,中國分享其財富和權力“夢想”的想法,還沒有贏得掌握全球經濟治理決策主導權的西方大國的支持。例如2014年底,美國國會未能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票改革議案。沒有華盛頓的認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的改革幾乎是不可能的。

自貿區:單方面而且有限的自由化

2013年8月,中國國務院在上海建立試點性自由貿易區。雖然地理面積有限(29平方公里),但它的建立是中國為開放貿易投資體制,應對世貿組織多哈談判停滯不前所做出的單邊努力。上海自貿區試圖通過減少行政干預,放寬投資限制,進一步開放中國金融體系,實現人民幣國際化,來推動航運、物流和商業的發展。

2014年底,中央領導決定擴大上海自貿區地理範圍,將擁有主要跨國公司和中國銀行總部的城市商業中心納入其中。同時在其他三個省份(廣東、福建、天津)批准建立類似的自貿區。

自貿協定:簽署新合作夥伴

過去20年,自由貿易協定成為世界各國政府經常使用的工具,用來應對世貿組織多邊貿易自由化進程的遲緩(和停滯)。本文寫作時,中國已經有12個自貿協定在實施,20個自貿協定在談判。

一個例子是中國和東盟經濟體的自貿協定。中國-東盟自貿協定從人口上說是全球最大自貿區,按名義GDP計算位列世界第三,僅次於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

2014年11月,讓許多懷疑論者意外的是,中國政府與澳大利亞簽署雙邊自貿協定意向聲明,這意味着兩國實質上結束了雙邊談判,只剩下技術細節要解決。中澳是在過去九年中經過20多輪談判才達成了自貿協議。也是在11月,北京和首爾宣布完成實質性自貿協定談判。

此外,中國和加拿大的外國投資促進及保護協定於2014年10月生效。這表明中國正快速提升與亞太地區主要經濟體的關係。在地緣政治意義上,這三個自貿協定夥伴都是美國的戰略盟友,通常被認為註定會在這一地區與中國競爭。所以有意思的是,中國似乎並沒把美國主導的安全聯盟看成貿易自由和投資保護的障礙。

對中國來說,與海灣合作委員會的自貿協定談判是重要的。中國-海合會自貿協定談判的正式啟動可以追溯到2004年。雙方已經進行了五輪談判,並就與貨物貿易有關的大部分問題達成一致,涉及服務貿易的談判仍在繼續。2014年底,有消息稱中國貿易官員表示正加緊談判,力爭讓談判早日結束。

但對中國來說,在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流進流出實現規範化管理過程中,雙邊投資協定(BIT)無疑是最深遠的挑戰。2013年7月,經過十幾輪談判,北京和華盛頓同意加快結束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到2014年底,有報道稱中美談判代表即將完成對雙邊投資協定文本的檢查,並等待2015年正式交換負面清單。據稱雙方目標是在奧巴馬任期內完成談判。

TPP和FTAAP:縮小差距

在亞太地區各種多邊自貿協定安排中,最能代表地緣戰略性質的就是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2013年3月,隨着日本成為第12個談判方,TPP迅速成為整個亞太地區最強大的貿易集團。許多觀察家指出,TPP成員地位代表着後冷戰時期美國的東亞大戰略,而中國被排斥在這一談判進程之外是最引人注目的。

2013年5月底外交氣氛出現改變。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表示,中國將“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分析加入TPP的利弊和可能性”。這一立場的變化也許是對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先前評論的回應。美國代表稱,只要中國“能夠符合我們正在談判的高標準”,美國對最終TPP成員資格的選擇是開放的。

北京和華盛頓此後在TPP問題上並未取得實質進展,但雙方對談判協議文本的分歧並沒有那麼大。中美雙邊投資協定預計包括所有投資階段和所有行業,其內容和TPP投資章節是一樣的。那麼,是什麼阻礙北京和華盛頓的TPP進程?簡單來說就是北京和華盛頓都不願與TPP其他參與方分享談判空間。地緣政治考慮肯定在起作用。就如美國分析人士所說,TPP既是貿易投資的競爭,也是領導權的爭奪。

日本加入TPP加深了中國對美國重新牽頭遏制中國崛起的懷疑。2012年日本宣布對東海有爭議的釣魚島國有化之後,北京與東京的政治關係明顯惡化。

中國利用在北京主辦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領導人會議的機會,選擇將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作為這一年度聚會的標誌性倡議。該倡議的基礎,是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印尼巴厘島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所說的促進“開放包容”的貿易協議,讓亞太經合組織發揮“引領作用”。

中國對FTAAP的支持可以看成是地緣戰略聲明。這種不在太平洋中間劃線的主張,與美國堅持與“志同道合”國家優先結盟形成鮮明對比。同樣是在北京,美國成功阻止對FTAAP談判的結束設定具體時間表,而中國努力啟動了有關實現FTAAP的共同戰略研究。這一妥協能否長期存在還有待觀察。

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大膽而富有挑戰性

可以認為,中國在國際投資貿易領域發揮領導作用的最大膽嘗試,是2014年提出的兩個倡議。一是中國提議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另一個是沿“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推動貿易與投資。“一帶”旨在加強中國與中亞、中東和歐洲經濟體的經濟聯繫,“一路”則更多與東南亞地區有關。

中國發起成立亞投行是出於什麼動機?公正觀察的話,應該承認,其中有地緣經濟和地緣戰略動機。所有這麼做的國家都會如此。但僅僅對美國主導的機構不滿,並不足以解釋這一點。首先,中國今天可以把3.9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投在商業項目,而不是實際正在貶值的美國國債上。第二,亞投行有助於人民幣的國際化。第三,亞投行將幫助中國企業獲得合同,增加國內就業機會。第四,近年中國已經通過國家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資助了世界各地的多個基建項目,儘管遭到了當地人的怨恨。通過多邊機構,中國可以更好地減少本國公司弊端,減少公眾對中國經濟入侵的不滿。

為了“一帶一路”,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間習近平主席承諾拿出400億美元建立新絲綢之路基金,用於基礎設施、資源和工業投資,以及進行亞洲金融合作。這毫無疑問展示出了國內國際的領導力。而未來的真正考驗是,這個倡議是否會變成一種不考慮項目商業或社會可行性的燒錢行為。

結論

對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外交行動的上述盤點表明,首先,新領導人的經濟外交重點可以歸結為主動塑造外部環境。為此,中國領導人在概念上提出要在亞太地區分享繁榮與穩定的夢想,同時認可更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新常態”。

其次,中國和美國及其安全盟友的所謂地緣戰略競爭需要放在適當語境下看。這種競爭常被認為是相互排斥的。但過去幾年,北京和華盛頓一直通過商談高標準的雙邊投資協議尋求對投資流動的規範治理。中美在TPP和FTAAP上確實有分歧,但最近中國與澳大利亞、加拿大和韓國(全是美國的安全盟友)簽署自貿協定,說明這種分歧是有限的。對亞太地區甚至其他地區國家來說,一個經驗就是,它們不必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最終,各方都可以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進行合作。

第三,中國第五代領導人清楚地表明,中國可以在處理多邊貿易和投資政策上創新,同時會進一步開放中國的貿易投資體制。儘管廣度和深度有限,但中國新自貿區的基礎是投資和貿易政策創新,而不是重複那種通過實行項目特許經營吸引投資,通過削減關稅促進貿易的老辦法。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周邊經濟體深度整合的舉措非常大膽。中國面臨的真正挑戰,是要在爭取成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方的地區競爭中取勝。

最後,中國仍處在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進程中。過去兩年在國內經濟治理與經濟外交方面的變化,都應該被視為過去30年中國發展方向的延續。使用“中國夢”和中國經濟“新常態”提法,實際上是承認要約束任性行為。的確,中國正在採取包括制度改革在內的更大膽措施,在全球尋求新的機會。但中國還沒有能力改變世界經濟格局,中國也不想改寫全球經濟治理的既定規則。正如本文一再指出的,中國領導人所尋求的,是試圖擴大國際經濟決策的自治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