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什麼是現存國際秩序，中國與美國的看法有較大不同。美國認為是 “規則基礎上的國際秩序”“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國認為是聯合國憲章和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國際法規基礎上的國際秩序。二者既有交叉又有分歧。事實上，二戰結束以來的國際秩序已經歷多次變化：從雅爾塔秩序到冷戰秩序，再到冷戰結束後的新國際秩序。

冷戰結束至今已有30多年，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冷戰結束到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中期。在此期間，隨全球化、多極化和科技變革三大趨勢的發展，國際秩序、國際格局出現了積極變化：

——美蘇爭霸的兩極格局被“一超多強”格局所取代，大國地緣政治摩擦明顯減弱，大國關係不再具有對抗性質，合作接觸成為大國關係的主要方面。

——多邊主義在全球與地區範圍內快速發展，聯合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核心地位與作用得到加強，世界貿易組織、地區多邊自由貿易區及各種多邊政治安全對話合作機制紛紛建立與發展。

——傳統安全挑戰下降，非傳統安全挑戰逐步上升，國際社會開始就全球與地區治理開展與加強合作。在此期間，國際軍控防擴散合作取得積極進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先後達成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議，國際反恐合作與全球維和行動成績顯著。

第二階段從2010年中期至今。在此期間，全球化、多極化、科技變革三大發展趨勢的消極面對國際秩序、國際格局的衝擊日益顯露出來。其主要表現在：

——全球化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國際上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去全球化逆流湧現，各國間的自由貿易、科技合作日益受阻。特朗普第一總統任期的美國是去全球化的始作俑者。

——多極化仍在發展，但伴隨而來的是大國地緣政治競爭的再現並日趨激烈。近年來，美俄已陷入新冷戰，中美亦走到新冷戰的邊緣；大國軍備競賽已有呼之欲出之勢。

——科技變革繼續加速發展，並促進生產力的進步；但另一方面，在諸多新安全領域，在缺少相關國際法規的情況下，網絡戰、信息戰愈演愈烈，世界更面臨著發生外空戰與智能化戰爭的嚴峻風險。

——多邊主義受到單邊主義嚴峻挑戰，全球與地區的多邊框架因分裂對立而作用下降，聯合國、WTO等國際組織的作用嚴重削弱，安理會決議往往因一票反對而難以發揮作用，全球治理困難重重。

上述變化在2024年繼續發展。俄烏、中東兩場戰爭仍在進行，美與中俄對抗加劇，貿易自由化進一步受阻，氣候變化風險持續上升。根據今年6月澳大利亞經濟與和平研究所和挪威和平研究所發佈的報告，近兩年全球發生的軍事衝突與戰爭已達到二戰結束以來的最高點。

最近，在第一任期大搞單邊主義，退出多個國際條約，發動貿易戰、科技戰並大力擴充軍備、謀求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特朗普又再次當選美國總統。這可能給冷戰結束後出現的新的國際秩序帶來更加強烈甚至是顛覆性的衝擊。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執政軌跡，其大選中宣示的政策，其正在組建的執政團隊，都預示着這一危險前景。

在此形勢下，全球化的發展可能進一步受阻、變形、步履艱難。多極化不會止步，但大國關係將進一步趨向分裂、對抗，新冷戰有向全球擴展的可能。科技變革的加速如不能配以新的多邊制訂的國際法規，其帶來的風險將更難逆料。

冷戰結束後，中國曾認為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主題。然而，隨近10年來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平與發展面臨的挑戰已再次大大上升。

上述變化對中國意味着什麼？中國須做出怎樣的抉擇？我的看法是：

第一，在未來較長的時間內，中國將面臨更加全面、嚴峻的挑戰，機遇仍然存在或會出現，但將遠小於挑戰。對此必須有十分清醒、深刻的認識。

第二，作為實力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大國（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已把中國視為“超級大國“），中國必須為維護與改進現存國際秩序，維護全球多邊框架，避免與制止新冷戰，促進世界和平發展，肩負起更大的國際責任。

第三，對於內外兩個大局，中國必須首先做好自己國內的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係，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對外，須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結伴不結盟；堅持多邊主義，團結大多數。唯此，才能戰勝嚴峻挑戰，穩步推進現代化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同時肩負起一個大國不可推卸的國際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