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經濟計劃中反覆出現“關稅”一詞。他認為“關稅是其字典中最美麗的字眼”，並宣稱要對中國商品徵收60%的關稅，對全球其他國家商品徵收10%的關稅。

從特朗普第一任期看，他曾積極利用關稅作為談判籌碼，以獲得更好的市場准入，實現其他外交和安全目的。其關稅似乎是交易性的。而事實上，從特朗普的關稅邏輯看，其關稅觀念源自19世紀美國關稅政策。他堅信關稅的力量，並堅信自己善於運用關稅的藝術創造“公平的全球經濟競爭環境”，為國內創造良好就業機會。這意味着其關稅可能是永久性的。

特朗普的關稅邏輯

堅信關稅是美國稅制的有效補充。他認為，其他國家稅收主要依賴消費稅、增值稅等間接稅，而美國則主要是所得稅等直接稅，其他國家的增值稅可以進行邊境調節，通過出口退稅等方式鼓勵出口抑制進口，保護國內產業，而美國採用的聯邦和州所得稅則不能在出口時退稅。在美國市場上，其他國家企業因本國的出口退稅，在與完全徵稅的美國生產商競爭時具有優勢。在其他國家市場上，美國企業先在國內繳納稅款，又在其他國家額外繳納增值稅，也面臨“不公平競爭”。因此，特朗普堅信美國應該使用關稅進行邊境調節。

堅信關稅可抵消美國國內減稅政策導致的聯邦收入減少。在9月的總統辯論中，特朗普將增加關稅描述為一種從競爭對手那裡榨取金錢的方式。共和黨人渴望延長2017年的減稅政策，該政策的大部分內容將於2025年底到期，而關稅則可以抵消減稅造成的4萬億美元的部分成本。換言之，特朗普認為全面關稅政策將一舉兩得，它不僅可以改變美國企業面臨的“不公平競爭”局面，還可以為美國政府找到新的收入來源，彌補降低或取消某些所得稅造成的損失。

堅信高關稅曾成就美國製造業輝煌。特朗普一直推崇美國國內的一種流行說法，即美國工業最初是憑藉高關稅才變得“偉大”的，但後來卻被自由貿易系統性地削弱了。1870年，美國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高達45%，到1900年仍達30%，而1870年到20世紀初正是美國製造業的黃金時代。當時美國新興的汽車行業無論是在效率還是技術方面都遠遠落後於歐洲同行，但在45%的進口關稅保護下，汽車行業免受競爭並開始有所進展。到20世紀，不僅是汽車行業，許多受保護的美國行業都超越了歐洲競爭對手。因此特朗普認為，關稅將提高美國製造業的整體產出，不僅用於保護美國未來的產業直至其發展成熟，更可以保護已經非常強大的產業的利潤率。

堅信關稅可以重塑貿易模式。特朗普對中國徵收關稅的目標之一，是實現美國供應來源多元化，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事實上，拜登政府也維持了這一目標。特朗普的顧問們在競選期間曾提出可能出現的關稅情形：美國對中國徵收一套關稅，而對美國盟友徵收一套不同且涉及面小得多的關稅，以此使美國再次成為以市場為導向的民主國家貿易體系的中心，就像從20世紀40年代直到冷戰結束時那樣。

特朗普具備實施關稅的有利條件

一直以來，美國法律賦予總統廣泛的權力，可以徵收關稅以保護美國國家安全、保護受到外國貿易行為損害的產業，可以採取行動應對 “國際緊急情況”（幾乎可以定義為任何情況）。唯一的例外是，特朗普提出的對所有外國產品徵收統一關稅的想法可能受到法律挑戰，但現在看，特朗普擁有單方面實施全面關稅的有利條件。

一方面，關稅已獲得共和黨的支持。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國會尤其是共和黨人經常反對他的保護主義，但四年後的今天，共和黨已摒棄自由貿易，今年的競選綱領支持特朗普的全面關稅計劃。他們認為，“關稅可以發揮建設性作用，運用關稅是一門藝術”。或共和黨贏得參眾兩院控制權，他們可能會給予特朗普極大的迴旋餘地。

另一方面，特朗普可以動用緊急狀態經濟權利法。特朗普曾稱，“我不需要國會。我自己就有權徵收關稅”。特朗普在他第一任期內，利用了旨在懲罰不公平貿易做法和保護國家安全的既有法規，即《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他再度入主白宮，實施全面關稅，可能轉而引用他認為“較為快捷，而且可以全面實施”的1977年生效的《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

關稅或是永久性的

曾擔任美國貿易代表、負責制定特朗普第一任期貿易戰略的萊特希澤現在仍是對特朗普有影響力的顧問。他認為，徵收關稅的目標應是消除美國貿易逆差。這表明他將逐步提高關稅，直到消除美國貿易逆差，並將關稅維持在對應水平上。這也意味着美國會無限期徵收高額關稅，哪怕其他國家作出讓步。特朗普曾表示，更高的關稅將增加政府收入，從而降低其他稅項。這表明，他也認為這些關稅應是長久性的。從特朗普的關稅計劃來看，按進口價值加權計算，美國的平均關稅將從2016年的1.5%、2023年的2.3%升至17%，這將是自美國大蕭條以來的最高關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