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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斯的對華立場說明什麼?

2024-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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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7日,參議員萬斯(左)和唐納德·特朗普在明尼蘇達州聖克勞德的集會上。特朗普曾表示,萬斯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Stephen Morten/Getty Images公司

俄亥俄州參議員萬斯最近接受提名,成為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他是主要政黨候選人中的第一位千禧一代,如果當選,他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副總統之一。萬斯曾在美國武裝部隊工作,還擁有耶魯大學法學學位。2016年,他因《鄉下人的悲歌:一部關於家庭和文化危機的回憶錄》而全國聞名。在書中,他以自己的成長背景為例,解釋美國鄉村地區為何支持唐納德·特朗普。他首次涉足政壇是兩年前參加俄亥俄州參議員競選。

由於從政時間不長,萬斯的對華政策並不全面。而且一般來說,副總統對政策的影響力並不大,拜登擔任副總統期間與奧巴馬總統關係密切,屬於例外。不管特朗普第二屆政府是否仍將存在這種情況,萬斯的對華政策都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窗口,讓我們得以了解美國對華政策的矛盾性。

參議院任職期間,萬斯曾起草過一項有關中國的法案,即第3945號法案,內容是“如果中國政府未能遵守金融、貿易和商業領域的的國際法,則限制其進入美國資本市場和交易所”。他還和其他人共同制定了幾份法案,其中多數法案是做做樣子,只有少數人簽字表示支持,預計不會獲得通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法案主要與經濟相關。

萬斯對中國的言論同樣集中在經濟方面。他特別關注中國製造業對美國經濟構成的威脅,並呼籲把更多目光轉向東亞,減少對歐洲的關注。在最近的全國保守黨大會上,他發表演講,表示:“對我國來說,在所有外交政策解決方案和答案里,最愚蠢的就是我們竟然讓中國製造我們所有的東西,我們竟然與中國開戰……在我看來,如果能避免衝突,我們就不應該與中國開戰,我們也不應該讓中國人製造我們所有的東西。”這句話的語氣與國會和現任政府的言論大不相同,也更能引起選民的共鳴。

與國會、媒體或其他參與政治活動的團體不同,美國人在制定政策時一般不受意識形態的驅動——墮胎和LGBTQ+群體的權利等宗教問題往往是例外。多數美國人的投票是基於外部世界對他們的直接影響,以及他們身邊的人如何投票。耶魯大學2020年的一項研究表明,除了3.5%的美國人外,所有美國人都願意原諒他們喜歡的候選人的不民主行為,只要這有助於實現他們的政治和政策目標。自稱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的人都會投票給特朗普,因為他們厭倦了高昂的汽油價格。

當被直接問及時,他們表示,如果中國發動全面軍事行動,他們會支持台灣,但他們更看重經濟(32%的選民)、醫療保健和社會項目(16%)、移民(15%),而不是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6%)。和世界各地的民眾一樣,美國人可能對價值體系有遠大抱負,但當基本生理需求受到威脅時,他們會關注安全、健康和經濟安全(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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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決定投票給哪位候選人時,優先考慮每個問題的美國選民百分比。數據來自Data for Progress。

在外交政策方面,大多數美國人願意和對手直接進行外交接觸,只要這種接觸對他們有利,即使是那些有獨裁政權或者存在侵犯人權記錄的國家。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4 月進行的一項調查詢問了美國民眾關注的外交政策重點問題,結果顯示,首要問題是保護美國免受恐怖襲擊(73%)、減少非法毒品流入(64%)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63%)。近一半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限制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只有26%的人認為美國應該促進和捍衛其他國家的人權,18%的人希望美國在國外促進民主。

問題在於,如果選民更喜歡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為什麼政客們的對華言論越來越意識形態化?

和特朗普一樣,萬斯在中國問題上也不是空想家,但他認同的意識形態對中國有影響。無論萬斯的個人故事是否真實,他的故事都頌揚了作為個人價值的奮鬥精神。這不僅僅是萬斯克服困難的故事,也是對美國中下層階級缺乏奮鬥精神的批判。(或者,說得大膽一點,是對他們缺乏鬥爭精神的批判。)換句話說,如果你不奮鬥,就不配過上好日子。

從邏輯上講,如果人們沒有過上好日子,卻認為自己應該過上好日子,那麼他們一定是在與某種東西對抗。必須時刻有一個敵人,有一個“他者”需要人們去對抗,否則,相信萬斯的人就必須承認,是因為自身的缺點,他們才無法實現他做到的事情,即實現美國夢。當然,萬斯(和許多其他人)很樂意為此效勞,他告訴選民,是“中國搶走了許多美國人的工作”,並“讓數十萬美國人陷入貧困”。

從意識形態、修辭和哲學角度看,特朗普和萬斯都需要與中國對抗。實際上,大規模參與這場對抗將產生巨大的負面經濟影響,是任何美國總統的政府都無法承受的。因此,萬斯和特朗普的對華政策陷入了困境,沒有簡單的出路——特朗普不斷發表自相矛盾的言論就證明了這一點。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同樣自相矛盾,因為他們將中國視為對手,但又不把它作為優先考慮的對象。要理解這種現象,意味着要承認中美關係的基礎不能僅僅是共同目標,也應是通過相互妥協確保兩國都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