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底，中共十八大以來的第三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舉行，會議總結了過去十多年外交領域理論與實踐的創新成果，再次明確了未來中國外交的發展目標、實踐路徑與根本要求。從2014、2018、2023年三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召開的主題與歷程可以看出，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更加緊密，互相影響、相互依賴性進一步增強，也體現出中國外交機制化程度、體系化水平的提升。

2012年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是“服務民族復興、促進人類進步”。這意味着，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具有兩大明確的目標導向。從國內方面講，是服務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目標。堅決捍衛主權、安全、發展等核心利益是中國外交的當然使命，實際上這也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外交事務的本職。從國際方面講，是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並最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可以被視作中國對世界願景的總構想與總概括。

外交服務於一國國家利益具有普遍性意義，但一國外交在服務於本國利益的同時兼顧整個國際社會乃至於人類社會的前途命運，則是少數大國才會考慮並付諸實踐的特例。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是中國外交之所謂“大國外交”的一個重要衡量標誌。黨的十八以來，中國致力於推動構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為特徵的新型國際關係，特別是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並在此基礎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鑒於國際目標的要求，中國外交積极參与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隨着中國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的增強，以及全球治理面臨挑戰的日益增多、現有國際治理體系與治理機制困境的更加凸顯，推進國際治理體系改革已成為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的一大共識。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以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將順應並推進這一改革作為承擔國際責任的當然選擇。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改革往往被一些國家解讀為試圖改變二戰後的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因而被貼上了“修正主義”國家的標籤。本質而言，這是西方話語霸權的一種體現。需要看到，二戰後國際社會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秩序類別。一種是霸權秩序。冷戰期間，這一秩序表現為美國與蘇聯爭奪霸權的兩極結構。冷戰後兩極結構崩塌，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結構形成，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美國治下的和平”。另一種秩序類型是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聯合國秩序，表現為以聯合國為核心的、以國際法為基礎的、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原則的國際體系與制度規範。

冷戰後，美國霸權秩序與聯合國秩序並存，但卻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秩序願景。美國強調的所謂“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其中雖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聯合國秩序的某些元素，但更多是從維護美國霸權利益角度出發而單方面確立的規則，並且以單邊主義方式強加於國際社會。美國將自身界定的國家利益泛化為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將美國的法律規範凌駕於國際法與國際規則之上，大搞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這實際上是對國際關係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的一種否定與反動，是與國際社會潮流相違背的。與之相對應，中國則明確表示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這是對二戰後普遍認同的聯合國秩序的堅持，代表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意願，也順應了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歷史潮流。

因此，中國根本不是某些西方國家所標籤的“國際秩序的挑戰者”。恰恰相反，中國是二戰後聯合國秩序的堅定維護者與改革完善者。本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要堅持推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等於再次明確了中國的這一立場。1月9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在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發表演講時重申，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創建者、受益者、維護者，不尋求改變現行國際秩序，更不會另起爐灶，再搞一套所謂新秩序。必須指出的是，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就意味着必須堅決反對一切強權政治和霸凌行徑。因而，中國外交的一個優良傳統與鮮明特色就是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毫無疑問，這也將是新時期中國外交鬥爭的重點方向。

從這個角度來說，理解中國外交一方面要看它堅持什麼、捍衛什麼，另一面也要看它反對什麼、鬥爭什麼。實際上，這種堅持與反對都遵循着一個共同的邏輯，即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更為有利的國際環境，同時為世界持久和平與共同發展以及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貢獻更大的中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