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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積敏 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演進與特點

202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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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臨近,美國政治版圖可能面臨新一輪調整。在此背景下,對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做一次階段性評估頗為適宜。

總的來說,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經歷了兩大階段,即對華政策評估階段與對華政策確立階段。2021年3月3日,布林肯在美國國務院發表演講,將中國界定為“唯一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構成重大挑戰的國家”,並提出“該競爭時競爭、能合作時合作、必要時對抗”的對華政策三分法。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最終確立,此後拜登政府開始在實踐中逐步評估這一對華政策的適用性與可行性。2022年5月26日,布林肯就對華政策發表專題演講,將中國界定為唯一不僅具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且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上有能力這樣做的國家。在此基礎上,布林肯提出“投資、協同、競爭”新的對華政策三分法。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布林肯從能力層面評估了中國對美國主導國際體系的影響,而2022年則認為中國既具有改變現有國際體系的意圖,又具有這樣的能力。意圖與能力的結合便會帶來實質性的結果。因而,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便將中國界定為“修正主義國家”,可以說是對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認知的回歸與確認。

經過一年多的政策實踐,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表現出七大特點:

一是競控性。競爭是美國對華戰略的底色,但同時拜登政府也強調要加強風險管控,防止競爭升級為衝突。簡而言之,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內涵是戰略性競爭、戰術性合作。

二是全面性。美國推進在經貿、政治、科技、軍事、意識形態等全領域對華競爭與施壓,加強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的全區域聯動,激活美國行政部門、立法部門乃至司法部門的全政府動員模式,形成了全領域、全區域、全政府的全面對華競爭態勢。

三是針對性。拜登政府加強了對華競爭政策的精準性,突出體現在“小院高牆”式的對華科技競爭。

四是激烈性。美國在涉港、涉疆尤其是涉台等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同步發力,不斷觸碰中國底線、紅線,從而造成中美關係乃至地區安全形勢的持續緊張。

五是集團性。拜登政府致力於構建、擴大、鞏固針對中國的“最廣泛聯盟”,意圖以“陣營化”方式增加美國遏制打壓中國的能力與效力。

六是長期性。拜登政府認為,隨着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美國將不得不面對一個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而未來十年將是中美博弈態勢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十年,因而美對華競爭政策聚焦於長期競爭。此外,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意識形態化與社會化也決定了其對華競爭政策的長期性特點。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意識形態色彩顯而易見,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提出,當今世界競爭的本質就是民主與專制之爭,強調“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正在展開一場競賽,以展示哪種治理體系能夠最好地為其人民和世界服務”。美國國會的意識形態色彩濃烈,其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參與度和影響力不斷增強,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意識形態色彩。社會化是指美國政府加強了包括輿論塑造與引導等社會動員措施,其結果是美國社會對中國的好感度降到了歷史最低點,甚至將中國視為美國的主要敵人。2023年3月美國蓋洛普民調結果顯示,50%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美國的主要敵人,而認為俄羅斯、朝鮮和伊朗是主要敵人的比例分別為32%、7%、2%。

七是決勝性。拜登政府將中美競爭視之為零和博弈,將目標定向為“競贏中國”,沒有中間道路可選。

顯然,美國對華戰略定位及政策為本已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增加了更多變數。鑒於美國的超強實力,如果不能謹慎且負責任地運用這種力量,則世界必將為之承擔高昂代價。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將“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作為新時期處理中美關係的基本原則,將推動構建包括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在內的新型國際關係作為外交努力的主要目標,無疑為深陷焦慮與動蕩的世界帶來了希望。這個希望能否如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不僅需要中國的努力,也需要世界各國尤其是大國的共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