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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外交政策困境

2023-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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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了一項規範對外關係的法律,於 7 月 1 日生效。它概述了一般原則以及各黨政機關的廣泛職責,但內容相當模糊。正如俗話所說,細節決定成敗,尤其是所闡述的原則可能相互衝突的情況下。

一個方面是,該法律對全球商業的優點、通過協定條約和國際組織開展的國際合作以及互不干涉內政加以讚賞。毛澤東時代,中國是一個孤立、中央計劃的軍隊國家,如今轉變成為世界領先的貿易大國,而這一轉變軌跡是由鄧小平發起的市場改革開啟,並由其繼任者不斷推動的。上述內容反映出該時期中國的外交實踐,也反映出中國對二戰後美國及其盟國設計和實施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廣泛支持。這不足為奇,因為中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經濟,比大多數生活在“自由世界秩序”的國家都要繁榮。

另一方面,特朗普總統發起針對中國成功崛起的大範圍商業反擊,拜登總統接棒,並拉攏美國盟友加入。這些行動促成了中國對外關係法的另一要點,即授權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反擊對其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構成的任何威脅,包括將台灣視為法律上(即使不是事實上)的中國省份。大多數西方專家都關注該部法律的對抗性內容,而不是其對現有 “自由世界秩序”的廣泛支持。關於國家安全和國際合作這兩套廣泛原則,確實反映出中國面臨的外交政策困境。

對於任何國家來說,國家安全和全球商業之間都存在某種權衡。如果禁止移民、出國留學和旅行,以及除最基本的對外貿易(包括貿易和投資)以外的所有活動,至少在短期內國家可能稍微安全一些。這種暫時的安全,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大部分時間裡體會過,但它是以犧牲更快的經濟增長和創新為代價,而後者的推動力不僅是國際貿易,也包括科學和教育交流。我本人曾在中國大學系統內工作,在一所重點工程大學中擔任教授和院長,並為幾家中國私營高科技公司提供諮詢服務。在中國國內,我看到中國的技術創新非常依賴與外國企業和教育機構的廣泛合作。如果“國家安全”的擔憂開始侵蝕這種對外關係,中國的經濟增長將受到影響。其他亞洲國家,包括東盟成員國和印度,可能會逐漸削弱中國的貿易競爭力。

然而,即使中國對已經存在了幾十年的“自由世界秩序”感到滿意,美國領導的聯盟也不願意善罷甘休。華盛頓決心通過對私人商業關係施加越來越多的安全限制,來限制中國從這種世界秩序里獲取利益。西方將不再允許中國一切照舊。首先,伊朗的核野心和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使貿易政治化達到冷戰以來從未有過的程度。尤其是第三方制裁的激增,日益成為非歧視性這一自由主義原則的障礙。與俄羅斯和伊朗的貿易雖然不到中國貿易總額的4%,但已引發美國及其越來越多盟友的制裁。

中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困境是:它希望利用這部新法律的反制裁授權,阻止西方越來越多的制裁。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這樣針鋒相對的貿易爭端有可能失控。 而且,隨着經濟疲軟跡象不斷擴散,還有可能威脅到中國的經濟甚至政治穩定。2018年以來,在特朗普不斷升級貿易戰的同時,中國通過關稅進行報復。但與特朗普徵收的特別關稅相比,中國設定的報復性稅率較低,涵蓋的商品也少得多。這種相對較弱的反應並沒有產生明顯的威懾作用。此外,儘管拜登在競選時反對特朗普的貿易戰,但他幾乎保留了特朗普時代的所有貿易限制,同時增加了新限制,尤其是限制芯片銷售。中國的剋制並沒有阻止美國,但中國更廣泛地使用制裁是否會產生預期效果,這一點並不明朗。

西方的利益團體存在深刻分歧,一方是通過對華貿易和投資而蓬勃發展的全球商業企業(國際主義者),另一方是從與中國的衝突中獲利的企業(民族主義者),包括在衝突中蓬勃發展的軍工團體和容易受到中國商業競爭的企業。現在,後者還包括多數我所說的電信、互聯網、人工智能公司(TIA)——它們通常通過合作,主導着全球信息的收集和變現。美國的TIA 公司包括 Google-Alphabet、微軟、Facebook-Meta、蘋果以及主要電話公司等等。一方面,這些最大的公司已經在全球佔據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中國的TIA公司是他們的主要競爭對手,其較低的成本威脅到西方行業領導者的全球主導地位。太平洋兩岸的 TIA 公司越來越多地呼籲提高政府監管和補貼,以增強自己的競爭地位。

中國為報復西方制裁而採取的任何措施,即使只是口頭上的,都有助於證明西方的論點,即中國往好里說是一個危險的競爭對手,往壞里說是一個敵人。例如,如果中國試圖通過深化與東南亞、中東、非洲和俄羅斯的商業關係,來減少對美國和歐盟的依賴,西方民族主義者就會批評它,好像這些舉動等同於侵略,雖然它們符合“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則。對中國的批評被證實,而西方國際主義在中國的生意卻顯得不可信。由於報復性制裁往往會傷害海外的國際主義盟友,而不是其民族主義對手,因此中國一直保持克制。但反過來,不報復又會招致進一步的民族主義制裁,因為出於商業動機的遊說團體始終要求進行制裁,無論中國表現如何。正是在這裡,我們發現了中國的困境:軟弱的回應會刺激更多的制裁,但強烈的報復往往損害那些最能夠推動合作的西方利益群體。這就是中國新外交政策法自相矛盾的措施背後不言而喻的相互抵觸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