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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裕舜 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羅德學者,政治學博士研究生

為美中合作尋找真正的中立區

2023-03-03

過去幾年,關於中美二軌對話的發展空間、雙邊文化交流以及確定北京和華盛頓之間易於開展合作的“低垂果實”領域,已經存在大量的文章。

這些論點存在着多種形式。其中一種觀點訴諸實際需要:兩個最強大的民族國家在競相逐底競爭時,我們無法解決世界問題,也無法為世界而戰。通過二元零和視角看待地緣政治,只會鞏固那些尋求維持現狀的群體的利益。

另一種論點提及觸發極度互不信任的危險。中美若將彼此視為危及自身生存的敵人或者威脅,將導致透明度下降、事後猜疑和違背半承諾協議的情況增加;同時,導致對抗的導火索和衝突地區都增加。這些都只有利於軍事態勢升級,無助於遏制雙方唇槍舌劍的潛在溢出危害。

最後,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美關係作為國際政治的基石,不僅涉及政府關係和安全競爭。我們應該認真對待二軌,因為它最直接地涉及和影響到兩國99%人口生計——他們既不關心意識形態的混戰,也不關心爭奪霸權和影響力的地緣政治鬥爭。

所有這些論點都有充分可信的因素,並得到深度關注雙邊關係的知情人士的少量支持。第一種觀點由傑出作者提出,包括由黛博拉·塞利格森( Deborah Seligsohn)(公共衛生領域)、大衛·維克多(氣候變化領域)和卡特中心的團隊(參見他們最近關於高等技術的報告)。經驗豐富的智庫專家,以及陸克文、賈慶國等資深中國觀察人士都稱讚第二種觀點。第三種觀點,則是由活動家、藝術家、文化人士和學者倡導,因為他們首當其衝地承受着太平洋兩岸關係迅速惡化的影響。

然而,一個關鍵問題仍然存在:我們怎麼做?在哪裡做?通過哪些方式開始消除——至少是逐步消除——雙方的互不信任、敵對情緒和惡意?

這些問題並非無關緊要。推進雙邊直接交流與合作領域的主要障礙之一,恰恰是缺乏具有實際能力、並且獲得北京和華盛頓支持的組織框架和制度框架。通過這種框架,可以對雙邊利益進行深入、有意義的調整和重新調整。

中國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天然的、有機的窗口,啟動了兩國商業和貿易關係的爆髮式發展。21世紀初期開始,科技巨頭的出現以及資本和投資的繁榮,使兩國的金融機構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但是,被我稱作“關係深化”的這兩個引擎現在已經奄奄一息。正如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所說,激烈的地緣政治衝突可以與經濟相互依存共存。

需要做的是,明確劃定具有操作空間的“中立區”。中美兩國可以在這些“中立區”開展真正、深入、富有成效的合作,促進共同利益。關注中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和戰略家史蒂芬·羅奇呼籲在瑞士等中立司法管轄區設立一個秘書處,由來自美國和中國的人員和學者組成。在本文的其餘部分,我將進一步介紹他的提議。

首先,與其設立一個秘書處,不如設立多個秘書處和中心,就雙方共同感興趣的特定領域開展合作。例如,氣候變化和可持續性、公共衛生協調和溝通、人工智能和生存風險研究。在其中一些領域,主要職責是信息和知識共享(例如大技術和數據監管);在其他領域,任務是調動資源。只有每個中心都能夠專門化,並“擁有”議程上的特定問題,以優化成果,才能發揮出真正的效果。

其次,這些中立區應該分佈在世界各地,分佈在對北京和華盛頓保持相對不結盟和中立關係的地區。在東南亞,鑒於其新興的地緣政治和戰略影響力,以及維持獨立和自主外交政策的能力,印度尼西亞可以成為中美應對宏觀經濟挑戰進行協調對話的理想國家;在歐洲,可能是瑞士,負責協調公共衛生領域的溝通和交流。在海灣地區,卡塔爾可以成為中美就金融、技術和能源安全進行對話的場所。與其設立一個高度集中的中美秘書處,不如讓少數重要的國家共同維護雙邊關係。

第三,中美兩國日益收緊的監管和越來越不包容的時代氛圍,使得跨文化和真正不受約束的教育交流變得越來越困難。鑒於此,二軌合作和交流的地點不僅應該擁有合適的基礎設施,還應該對這些交流持開放態度。保持溝通渠道和空間暢通,以便進行有力的辯論、談判和聯絡活動,這符合北京和華盛頓的共同利益,也是建立雙邊關係護欄的關鍵手段。

找到真正的中立區絕非易事。然而,這是未來的必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