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未來一段時間的中美關係到底是“山窮水盡”還是“柳暗花明”？這是一個很多人都在關注的問題。特朗普執政期間，中美關係急轉直下；拜登上台後，不少人曾對他抱有期待，但令人失望的是，他治下的中美關係不僅沒有趨向穩定，反而繼續惡化。短短几年，中美兩國關係從奧巴馬時期兩國爭論到底如何界定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到特朗普時期兩國經濟上相互制裁、外交上激烈爭辯和軍事上走向摩擦，再到現在不少人認為兩國有可能走向戰爭，拜登也覺得有必要與中國領導人商量如何給兩國關係設置“護欄”，避免因意外導致兩國軍事對抗和戰爭。
如何評估目前的中美關係？兩國關係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前景如何？這些是本文希望討論的問題。
一、 如何評估當前的中美關係？
近年來，中美關係的發展不斷刷新人們的認知。幾年前，很多人問這樣一個問題，“中美會不會走向冷戰”？當時作者的判斷是不會。理由很簡單，美蘇冷戰有三個突出特點，一是意識形態的激烈競爭。美國在全球推行美式自由民主，蘇聯則是對外倡導蘇式社會主義，相互排斥，相互較量；二是軍事上的全面對抗。美蘇針對對方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戰略布局和運作，包括建立對立的軍事同盟組織，特別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在他國打代理人戰爭，並大搞軍備競賽；三是經濟上相互隔絕。美蘇兩國之間不僅經濟上聯繫很少，而且還分別建立了自己的國際經濟體系，即美國主導的關貿總協定和蘇聯主導的經濟互助委員會。
根據上述標準分析，中美關係進入冷戰的可能性不大。首先，中美間不存在意識形態競爭。所謂競爭，應該是雙向的，但中美之間一直是美國在對外推行自己的意識形態，並試圖向中國輸出。中國則一直堅持不對外輸出意識形態，強調各國應該根據國情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不必遵循別人提供的模式。所以，雙方並沒有在意識形態上開展競爭，激烈競爭更不存在；其次，兩國間軍事上也沒有出現全面對抗。雖然中美在南海和台灣海峽有些軍事上的對峙和摩擦，但中國並沒有在該地區乃至世界範圍內針對美國進行戰略布局並開展軍事對抗，也沒有與美國搞軍備競賽；最後，中美兩國經濟上高度相互依存，脫鉤的可能性不大。經過多年交往，兩國經貿關係非常密切，不僅雙邊貿易額極大，而且雙向投資量也很大。此外，雙方在維護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方面都有重要的利益。在此背景下，兩國經濟脫鉤代價極大，如果雙方理性處理經貿關係，很難想像它們會選擇這樣做。
由於這一輪中美關係的急劇下滑是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發生的，而且特朗普本人非正常處理對外關係的做法給中美關係帶來極大的衝擊，所以，在不少人看來，特朗普是中美關係惡化的罪魁禍首。在這種情況下，拜登在上次總統選舉中當選使得不少人對中美關係的改善有一定的期待。在官方層面，拜登當選後，中國政府也曾通過不同方式向美方表達希望與拜登政府一起努力，推動兩國關係重新回到合作為主的正軌上來。202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外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舉行視頻對話時的講話中表示：“中方願同美方共同努力，推動中美關係沿着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軌道向前發展，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同時我們將繼續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希望美國新一屆政府順應兩國民意和歷史潮流，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回到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令人失望的是，拜登上台後，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不僅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強硬風格，而且還強化了意識形態競爭的做法，包括在人權等問題上對中國發難，更加積極地在國際上搞反華聯盟，在台灣問題上採取了更加激進的挑戰中國主權的做法，以上種種再次引發兩國間的惡性互動。在拜登執政一年後的今天，中美關係不僅沒有好轉，反而還在持續惡化，在台灣問題上兩國甚至走在了軍事衝突的邊緣。現在的中美關係，意識形態競爭愈益激烈，軍事對抗也在出現，儘管經貿關係依然密切，但科技脫鉤和經貿脫鉤的趨勢也在繼續。如果說新冷戰還沒有完全到來，但如不下更大的力氣加以阻擋，似乎已經不太遙遠。
二、 為什麼兩國關係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中美關係走到今天這一步有着深刻的原因，其中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一）“修昔底德陷阱”效應
自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埃利森（Graham Allison）2015年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後，這個概念在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中引起共鳴並被反覆提及。其實，在此之前美國學術界就有不少人提出類似看法，無論是奧根斯基（A.F.Kenneth Organski）等人提出的國家間權力轉移理論，還是米爾斯海默（John Meresheimer）闡釋的所謂大國政治的悲劇，表述的都是早年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其傳世之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回顧雅典和斯巴達兩國戰爭後總結出來的一個假定，那就是大國崛起勢必改變相關國家之間力量平衡和心態變化，從而引發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對抗，甚至戰爭。
雖然該假定邏輯縝密，而且似乎被埃利森所做的歷史案例研究證實，但實際上經不起仔細的分析和歷史的檢驗。比如說，歷史上，不是所有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都爆發了軍事對抗和戰爭，一戰前崛起的美國就沒有跟當時的世界霸主英國之間爆發戰爭，事實上，英國政府檔案館早已開放，人們也沒有看到英國有什麼遏制美國的戰略。二戰後日本和德國的再次崛起也沒有導致它們跟當時的世界霸主美國之間發生戰爭。再比如，與守成國家發生戰爭的那些崛起國家中，也未必是最強大的崛起國家，如一戰前的德國的綜合實力就遠遠落後於美國。看來，在這個問題上，歷史事實本身似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中美雙方和世界上都有很多人相信“修昔底德陷阱”一說，在他們看來，米爾斯海默是對的，“修昔底德陷阱”是繞不開的，它是個無法逃避的歷史規律。按照這個看法，作為崛起國家的中國和作為守成國家的美國之間必然對抗，甚至必有一戰。這就意味着這兩個國家能做的只能是放棄幻想、冷靜面對和堅決鬥爭，並為最後的較量做好精神和物質上的準備。在上述看法的影響下，中美兩國國內陰謀論和威脅論盛行。不少人認為中美關係走向對抗甚至戰爭只是時間問題，對於他們來說，對方國家的任何說法和做法，哪怕對方表明是善意的，都是為了一個目的，那就是增強自己，削弱對方，為雙方最後的較量做好必要和充足的準備。
隨着中國和平發展的加快進行，美國相信“修昔底德陷阱”的人對中國的擔心不斷上升，這種擔心隨之轉化為負面解讀和誇大中國言行的說法和做法。如在他們看來，中國軍費的增加代表了中國武力對外擴張能力的提高，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維權活動的升級意味着中國武力對外擴張。美國前副總統彭斯認為，中國這樣做的目的是“將美國從西太平洋擠出去”和阻止美國“給它的盟國提供援助”。他們還認為中國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循地緣政治思路進行的全球戰略布局，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是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爭奪資源、市場和影響力的具體操作。在此背景下，中國成為對美國“最大的威脅”。
在這種看法的影響下，美國政府積極推動防範和遏制中國的政策和做法，包括渲染“中國威脅”，派飛機軍艦到南海搞所謂“公海航行自由巡航”，污衊“一帶一路”倡議為債務陷阱，無端指責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合作為新殖民主義，並在此基礎上推動與其他國家聯手遏制中國。面對美國政府的挑釁，中國政府進行了嚴厲駁斥，並採取了針鋒相對的做法，一是繼續穩步推進軍隊現代化的步伐；二是加大在東海和南海的維權力度；三是加速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地；四是加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合作；五是反對其他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針對中國的做法，美國進一步加大了防範和遏制中國的力度，而對美國的強權政治行徑，中國在堅持對話和合作的同時也加大了反制和反擊的力度。雙方的上述互動在相當大程度上促成了兩國關係的不斷惡化。
（二）價值觀和體制差異效應
中美兩國倡導不同的意識形態，實行不同的政治制度，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緩和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部分由於中國國力較弱，部分由於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在對外政策問題上採取了淡化意識形態的做法，強調不以意識形態論親疏，所以當時美國對中美之間存在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差異雖然不滿意，但也並不那麼上心，更談不上擔心。
但是，近些年這一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在中國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國國內原來那些主張對華接觸的人士發現中國在政治上和價值認同上沒有向他們所期待的方向發展，從而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挫折感。多年以來，他們一直認為可以通過加強與中國接觸使中國接受和認同美國的價值觀，並逐漸實行類似於美國的政治制度。但事與願違，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他們中多數人發現中國雖然崛起了，但在價值觀認同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並沒有朝他們期待的方向改變，反而是漸行漸遠。當然，也有少數專家和學者不認同上述看法。於是，他們感到很失落、很擔心。失落是因為他們發現他們前期支持或直接推行的對華接觸政策不僅沒有產生預期效果，而且結果和預期相反；擔心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一個在價值觀和政治體制上與美國漸行漸遠的中國，她的強大對他們引以自豪的“自由民主”正在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在此背景下，他們中許多人開始認為美國應該面對現實，放棄接觸政策，並支持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以防範和阻止中國的強大。
2020年7月24日，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發表演說，他刻意利用接觸派對中國價值觀問題上的擔心來佐證特朗普政府對華強硬政策的必要性。他說，“尼克松總統歷史性的北京之行，開啟了我們的接觸戰略。他尋求一個更為自由、更為安全的世界，希望中國共產黨會對那個承諾做出回報。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決策者假定，隨着中國變得更為繁榮，它會開放，對內會變得更為自由，而且對外不那麼具有威脅性，更為友好”。但是，事與願違，美國“一直在追尋的那種接觸政策沒有在中國境內帶來尼克松總統希望引導的那種改變”。所以，“美國不能再忽視我們兩國之間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根本不同了，就像中共從來也沒有忽視它們一樣”。與特朗普不同，拜登和他的幕僚們是真心相信和維護美國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所以，他們也更加在意中美之間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差異，強調美國在對華政策問題上必須堅持“正確的”價值原則，並在這個問題上不惜與中國對抗。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看來，如果美國不帶頭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我們就會陷入混亂和所有由此造成的危險中”。此外，他們認為為了有效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美國必須聯合其他與美國有着共同價值觀的國家一起這樣做。
在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問題上格外強調價值觀和政治制度差異的同時，中國國內政治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國也越來越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弘揚時代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價值觀，重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必要性。習近平指出，“意識形態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在中國領導層始終存在這樣的擔憂：無論世界發生什麼變化，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的遏制不會改變，對中國開展意識形態圍堵的做法不會改變，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的企圖不會改變。中國追求中美合作與中美對話，但也不放棄鬥爭。“凡是危害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各種風險挑戰，只要來了，我們就必須進行堅決鬥爭，而且必須取得鬥爭勝利。”
近一段時期，中美關係中的意識形態因素越來越突出，正如王立新教授所言，“近年來，兩國在這方面（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在拉大而不是縮小，這成為當前中美關係惡化的重要背景”。在此背景下，兩國間最受關注的問題正逐漸從利益衝突上升為價值觀衝突，或曰認同衝突。越來越多的人將對方視為勢不兩立的異類國家。這種情況大大增加了兩國務實處理雙方關係問題的難度，因為在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看來，如果彼此視對方為同類國家的話，那麼它們還是可以通過協商談判，務實處理雙方的矛盾和衝突，進而維護各自的利益並確保和平相處的，但如果彼此認為對方是異類國家的話，對方的存在本身就是威脅，妥協空間就會大幅減少，對抗的成本就容易被忽視，和平相處與合作共贏也就遭遇很大的難題。這種傳統思維一時難以改變，影響了中美關係。
（三）特朗普效應
特朗普的思維方式跟美國主流精英的思維方式很不同。在特朗普看來，國家跟人一樣，都是唯利是圖的，美國也不例外；價值觀、政治制度差異、國際行為規範都是虛幻的無用之物，唯有利益和好處才是實實在在的。此外，在特朗普眼中，美國人引以為傲的世界領導責任純屬多餘和浪費資源，美國在世界上需要謀求的是利益不是虛名。最後，特朗普認為，美國跟其他國家一樣，在處理對外關係過程中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資源和能力為自己謀求利益，既不需要照顧他國利益，也沒必要承擔所謂領導責任。對於他而言，超級大國也可以搭便車。中國都可以，為什麼美國不能？沿着上述思路，特朗普指責他的前任們認知混亂、能力太差，在國際交往中沒有維護好美國的利益，沒有利用霸權國的便利撈取好處，反而讓別的國家大佔美國的便宜。2019年6月26日，特朗普在福克斯電視台的訪談中說：“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佔了美國很大的便宜……連日本也是，我們跟日本簽有安保條約。如果日本遭到攻擊，我們就得去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按照這種判斷，特朗普上台後不久，就開始用他的方式維護所謂美國利益，特別是跟其他國家大打貿易戰，試圖通過重新談判找回美國的利益。2017年9月19日，特朗普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大會上表示，美國不會再允許被人輕易地佔便宜，他會將美國的利益作為最大的優先考慮。
作為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中國自然成為了被打擊的主要對象。特朗普政府數次針對從中國進口商品大幅增加關稅，限制中國企業在美國投資所謂“敏感”領域，禁止以華為為代表的一些中國高科技企業進入美國市場，要求其他國家配合美國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甚至吊銷位元組跳動（Tik Tok）在美國的營業執照。特朗普的上述做法突破了之前歷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下限，對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關係產生了強大的負面衝擊。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後，雖然中國強力的管控措施使得美國贏得不少抗疫準備時間，但特朗普政府明顯低估了疫情傳播的風險，沒有做好必要的防範準備，結果導致美國疫情失控，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居高不下，股市崩盤，經濟急劇下滑。這種情況引發了美國民眾的極度恐慌和不滿。為了轉移國內視線，特朗普開始無端指責中國“製造病毒”和防疫不力，甚至提出要中國賠償疫情給美國帶來的損失。他的這些無賴做法助長了美國國內醞釀已久的反華情緒，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慨，激化了中國國內的反美情緒，給中美關係的社會基礎造成巨大傷害。
特朗普執政後期，民意支持率不斷走低。為了連任，他再次在中國問題上做文章，包括大肆妖魔化中國，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利用所謂的“新疆問題”、“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大打意識形態牌。當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夕，種種跡象顯示他甚至在有意製造一場台海軍事衝突來幫助他扭轉總統大選中的不利選情。他的這些做法把中美關係一度推向全面破裂的邊緣。
（四）國內政治效應
兩國國內政治也對前期中美關係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美國方面，中美建交以來，美國總統大選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逐漸形成一個規律，那就是在野黨候選人當選大概率會對中美關係產生負面衝擊。道理很簡單，在野黨的候選人要想當選，一定要批評現任政府的政策不合理，甚至很荒謬，並據此要提出一些所謂糾偏的政策主張。在對華政策問題上，由於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差異的原因，這就意味着在野黨候選人鮮有例外地要指責現任總統在對華政策問題上過於軟弱，並承諾若當選就要採取一些更加強硬的做法。在野黨候選人一旦當選，為了兌現競選時做出的承諾，就需要在對華政策上採取一些強硬措施。這些措施會給中美關係帶來一到兩年的衝擊，直至新一屆政府認識到這些措施不合理或繼續實施會嚴重損害美國利益為止。我們把中美關係的這段時間稱為磨合期。最近一次美國總統大選也不例外，當時作為在野黨候選人的拜登也需要批評特朗普的政策並承諾上台後糾正之。和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大選前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已經極為強硬，但拜登團隊仍然認為有必要在競選時指責特朗普強硬得不夠，於是他指責特朗普在處理中美關係時不重視從人權問題對中國施壓，只知道搞單打獨鬥，沒有聯合其他盟國一起反華。拜登當時宣稱如果他上台，他將改變這種情況。拜登團隊的競選政綱在談及對華政策時強調，“美國在面對中國時必須充滿自信，要與民主國家攜手抵制中國的惡意行動，但也要在有共同利益的問題上與中國進行合作”。拜登上台伊始就強調要對中國強硬，特別是要聯合其他盟國一起對中國施壓。2021年2月4日在國務院就新政府的對外政策首次發表演講時，拜登強調“美國回來了”，強調美國與盟國關係的重要性，強調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雖然他表達了在一些問題上與中國合作的意願，但還是堅持了前任對中國強硬的態度，表示“將直面中國的經濟惡行，反制其咄咄逼人、脅迫性的行為”。拜登在講話中還特彆強調美國要修復與盟國的關係，並稱這是“美國全球實力的根基”和“美國持久不衰的優勢”。
和以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在國內面對的是兩黨一致要求對中國強硬的局面。在此之前，美國國內在對華政策問題上常常是分裂的，有主張強硬的，也有主張務實的，有主張遏制的，也有主張接觸的，但這次卻在對華強硬上高度一致。這種情況在國會特別突出，國會參眾兩院通過的多個涉台法案，如《與台灣交往法》、《2017年國防授權法》和《2018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都是以絕大多數票甚至全票贊同通過的。此外，拜登率領的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雖然取得多數席位的優勢，但這個優勢非常微弱，在眾議院選舉中，民主黨僅獲得了222個席位，共和黨人則獲得了211個席位，兩黨在眾議院席位的差距只有11個。在參議院選舉中，民主黨獲得的席位與共和黨持平，因為是民主黨執政，所以依據規則副總統作為參議院議長擁有一票，票數勉強佔優。上述因素疊加造成了這樣一種情況，那就是拜登若想在國內做成任何大的事情，就一定要表現出對中國強硬。美國是通過立法實施國家治理的，鑒於國會內部在對華強硬問題上的共識，拜登若要國會通過他的重要人事任命和1.9萬億美元紓困法案，就需要表現出對中國強硬，否則不僅不能獲得共和黨議員的支持，而且還很可能得不到民主黨黨內一些議員的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拜登上台後延續了特朗普的諸多對華政策，儘管他內心並不認同特朗普在對華政策等問題上的很多做法。
在中國，很多中國人對美國政府無視中國在抗疫、保持經濟增長、環境治理、扶貧、反腐、打擊恐怖主義等方面取得成績的同時，在一系列問題上對中國橫加指責和干涉的做法感到不公和憤怒。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美國著名民調機構皮尤在2020年4月29日至5月5日進行了一項調查，共採訪了近1.1萬名美國人。調查中問及對幾個國家應對新冠病毒成效的看法時，66%的受訪者認為韓國和德國做得“好”或“優秀”，49%和47%的受訪者認為英國和美國做得“好”或“優秀”，只有34%和33%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做得“好”或“優秀”。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一結果難以接受，認為美國民眾明顯受到美國政府和輿論的誤導。事實也是如此，美國政府和主流媒體很少正面評價中國抗疫取得的成效，相反卻不斷影射甚至公開指責中國抗疫不力，導致疫情全球傳播，指責中國援助他國抗疫的行為目的不純，並要求中國政府對全球疫情負責。美國政府和主流媒體對中國抗疫的態度，在中國引起廣泛不滿。
（五）負面互動效應
特朗普上台之前，中美關係已經出現負面互動的苗頭。2010年7月在河內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公開指責中國在南海的維權行動，遭到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的嚴厲駁斥。兩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分歧不斷擴大。此後，奧巴馬政府開始積極推動TPP談判，試圖建立一個把中國排除在外的國際貿易多邊機制。奧巴馬宣稱“如果我們不來制定全球貿易規則，中國將會為我們制定”。他的上述言論在中國也被廣為傳播，引起中國各界的不滿。特朗普上台後，中國一度寄希望於通過對話和協商改善兩國關係，並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特朗普並沒有做出實質性回應，反而對中國大打貿易戰，迫使中國不得不進行反擊，兩國關係隨之突破前期底線急劇下滑。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後，特朗普政府準備不足、重視不夠、投入有限，疫情迅速在美國蔓延，美國國內一度陷入恐慌。為了平息國內的不滿，特朗普開始製造該議題上的“中國責任論”，大肆攻擊中國，甚至刻意將新冠肺炎病毒名稱改為“中國病毒”。特朗普的做法再次引發中國的強烈反擊，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特朗普執政後期，出於國內政治考慮，他開始在台灣、香港和新疆問題上做文章，挑戰中國主權，也遭到中國的堅決反對，兩國關係幾近走向全面對抗的邊緣。如前所述，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拜登上台後，不僅繼續保持了美國對華強硬的態度，加強了在香港問題、新疆問題和台灣問題上對中國的發難，還加大了聯合其他國家對華施壓的力度。面對拜登政府的挑釁，中國也不得不強力回應。兩國關係出現的上述負面互動加劇了雙邊關係的不斷惡化。
三、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前景如何？
短期內，中美關係發展的前景很難讓人樂觀。
首先，“修昔底德陷阱”效應會繼續存在，而且很有可能會對兩國關係產生越來越大的負面作用。隨着中國的持續崛起，兩國在南海、東海、台灣海峽問題上的負面互動會繼續發展。就中國來說，儘管出於各種考慮，中國未來在維權和維穩之間有可能更多地偏向維穩，但無論從內心愿望還是政治需要出發，中國政府都不可能放棄在南海和台灣問題上的一貫立場。就美國來說，美國政府認定中國的崛起勢必挑戰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也會加大對中國遏制的力度。五角大樓最新出台的“太平洋威懾計劃”（The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文件聲稱，美國國防部認為中國是該計劃“位列第一的變化中的挑戰者”（pacing challenger），是優先關注的對象。在南海問題上，美國認為中國在南海維權的目的是對外擴張和把美國從亞太地區排擠出去，所以，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它也會繼續在南海搞所謂“自由航行巡航”，並聯合其他國家一起。據報道，2022年元旦剛過，美軍航母“卡爾·文森”號就進入南海活動。報道稱，正在太平洋游弋的美軍航母，除了“卡爾·文森”號，還有1月3日從美國出發的“林肯”號航母和停靠在日本橫須賀港的“里根”號航母。“也就是說，在西太平洋地區，將同時出現三艘美軍航母。”在台灣問題上，面對中國政府對台灣當局的威懾，美國不斷增加對台灣的支持，拜登在一次公開講話中甚至表示如果中國政府武力收復台灣，美國將協防台灣。美國國會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也很明確，那就是不惜代價支持台灣，這一點從美國國會最近幾年提出和通過的涉台法案記錄可以看出。在兩國關係不斷惡化的背景下，隨着兩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最壞的角度揣測彼此的用心，認同“修昔底德陷阱”看法的人會越來越多，他們的聲音使兩國政府制定雙邊政策時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其次，中美政治體制和價值觀差異效應不僅會繼續存在，還有不斷放大的趨勢。出於各自的國情，兩國都以不同的方式強調本國政治體制和價值觀的合理性和特殊性。拜登上台後致力於對內重建美國人民對民主的信心，對外重建盟國對美國民主的信心，所以在對外政策問題上，特別重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問題。2021年12月9日至10日，美國召集全球110個國家與地區的各類領導人舉辦線上“民主峰會”，目的就是宣示美國對民主的重視和意識形態的全球領導地位。表現在對華政策問題上就是渲染新疆問題、香港問題和其他方面的人權問題，以彰顯拜登政府對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堅守。與此同時，中國為了加強黨的建設，鞏固黨的核心地位，維護中國核心國家利益，也不斷強調“不忘初心”，強調中國政治體制的合理性，強調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意識形態領域的複雜情況，習近平反覆強調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指出“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為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習近平多次主持召開會議，分別就黨的宣傳思想工作、文藝工作、新聞輿論工作、網絡安全工作、哲學社會科學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進行重大部署，提出嚴格要求，為意識形態建設指明方向。在此背景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只要美國不放棄其咄咄逼人的“新冷戰”戰略及價值觀外交，雙方在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將會進一步擴大，對中美合作的影響將更加凸顯。
再次，雖然特朗普已經卸任，但他任期內推行的政策所開啟的中美關係不斷惡化進程大概率將繼續，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對華強硬的政策，而且在某些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在兩國關係中意識形態因素不斷放大，兩國科技脫鉤已形成趨勢，經濟上部分脫鉤也有進一步擴大的勢頭，在南海和台灣海峽的軍事對抗有增無減，雙方政治關係每況愈下。
複次，兩國國內政治效應也將持續。美國總統選舉政治對中美關係的影響雖然會有所減弱，但美國國內在對華強硬問題上的高度共識使得拜登即使想改善中美關係也無從下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拜登要想在國內做成任何大的事情，包括要國會通過他的基礎設施建設法案和確保民主黨在美國中期選舉中得到儘可能多的票數，依然需要在對華政策問題上維持強硬態度。面對美國的強硬態度，中國國內要求對美強硬的聲音也不斷上升，如《人民日報》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言，“回望歷史，我們正是在一次次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中，取得了新勝利，開創了新局面，也贏得了包括對手在內的世人的尊重”。“面對霸權主義，靠示弱不能求得一隅之安；面對強大對手，一味退讓只會被徹底打翻在地。”“敢於鬥爭才能贏得尊嚴。”這些輿論及其背後的民眾情緒也給中國政府處理對美關係帶來了新的參考與挑戰。
最後，兩國關係負面互動的情況短期內也很難出現改善。特朗普時期開始的兩國媒體“惡語相向”的趨勢還在延續，兩國主流媒體對對方的報道也出現了明顯的選擇性特徵。一方面，美國主流媒體無視中國在經濟發展、抗擊疫情、節能減排、扶貧、反腐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誇大和歪曲中國國內存在的一些問題；另一方面，中國主流媒體最近幾年有關美國政治外交事務的重大報道不少以批評和諷刺的形式出現。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兩國民眾對對方國家的看法不斷惡化。當然，必須指出，美方對此負有幾乎全部責任，因為美國蓄意發動了對華輿論戰，中國媒體只能奮而反擊。
在兩國意識形態和國內政治高度對立的背景下，兩國間互動從利益博弈走向認同較量的大趨勢難以改變。利益博弈關注的是利益如何分配問題，通常結果是某種形式的妥協，而認同較量關注的是是非好壞問題，沒有什麼妥協的空間。如果兩國國家關係只是利益博弈，那麼關係還有穩定和改善的餘地，但如果是認同較量，則只有鬥爭和對抗。兩國間關係走向認同較量這個趨勢是最近一段時間中美對話難以取得實質進展的重要原因。
在上述情況下，短期內，出於對由於意外爆發戰爭的擔心和在某些特定領域合作的迫切需要，中美兩國有可能在危機管控和氣候合作等問題上達成共識。但是，兩國關係穩定和改善的空間將十分有限，關係繼續惡化的可能性較大，關係出現轉折並走向接觸與合作為主要態勢的可能性很小。從中長期的角度來看，鑒於中美兩國在眾多雙邊和多邊問題上有着共同而且重要的利益，且中美對抗的代價巨大，中美關係的穩定和在某些問題上加強合作還是可以期待的。所以，未來的中美關係短期內看似“山窮水盡”，中長期還是有可能出現“柳暗花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