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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春嶺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中國為何不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

202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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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在瑞士蘇黎世的高層會晤備受國際社會矚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以“一對一、面對面、小範圍、長時間”的方式,圍繞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與地區問題全面、坦誠、深入地交換了意見,國際媒體普遍評價會晤“低調務實”、“具有建設性”,對推動下階段中美關係發展具有積極作用。此次會晤中,中方明確反對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作為一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者,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早已超越中美關係本身,影響着大國關係的性質和走向。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如何處理這一重要的雙邊關係不僅關乎中美兩國人民的福祉,同時也會給世界其他國家起示範作用。“競爭”一詞實際上定義了中美關係作為“對手”的狀態,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理論色彩,這種關係狀態直接影響着世界各國對國際秩序和大國關係的看法,建構着國際社會的主流安全文化。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擔憂中美關係功能失調、引發“新冷戰”,正說明了這一點。同處一個地球,面對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全球氣候變化引發各種災難、各種非傳統安全治理難題,中美兩國需要回應世界的是:這是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還是一個大國合作應對全球風險的時代?中國已經率先用“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共同安全、共享發展等理論回答了這一問題,很顯然,美國所謂的“大國競爭論調”不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和國際社會共同期待的答案。

二是“競爭”一詞容易誘導兩國在發展目標上出現偏差,使中國被動捲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國發展的主要目的是讓14億中國人民過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是和其他國家競爭,不是和他國一爭高下,分個輸贏,更不是為了謀求世界霸權。在中國看來,國家發展根本上是靠內因起作用,中美兩國都應各自專註於自身發展,不斷增強自身能力,補足自身短板,解決自身存在的各種矛盾,更好地提升本國民眾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不應陷在“修昔底德陷阱”的邏輯當中,緊盯對方的一舉一動,認為“對方所得”必是“己方所失”,誇大對方行為給自身造成的威脅,想當然地揣摩對方的動機,使自身陷入“囚徒困境”。中美所處的世界是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面臨的是多元的威脅,在“多極”世界中選擇“兩極”對抗只能是兩敗俱傷,而真正的矛盾和威脅得不到重視解決,自身發展進程也被自己製造的“安全危機”延緩或中斷,最終在全球發展進程中敗下陣來。

三是“競爭”一詞雖然中性,但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打着“大國競爭”旗號行“美國優先”之實,不斷毀約、退群,推卸責任,自私自利,使全球治理大幅倒退,使國際政治文化朝“叢林法則”退化。在中美關係上,美國假借“中美競爭”名義,調動全政府、全社會力量對華實施遏制打壓,種種極端言論和政策層出不窮,給中美關係製造了諸多負面遺產。上述做法已經讓美國官方的“競爭”一詞徹底變了味道。拜登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告別特朗普主義,全面清理這些“負面遺產”,而不是延續上屆政府的大國競爭戰略思路,有選擇地忽視最應該“糾偏”的中美關係。“競爭”這一口號不僅體現不了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的客觀現實,沒有推動兩國關係積極發展的意味,無法給中美關係的未來定性,同時也會給拜登政府重新思考對華戰略帶來困難,還會給美國國內的反華力量繼續炒作“中國威脅”鼓吹遏制打壓中國提供最核心的“理論基點”。在這一定位下,美國兩黨很可能陷入一個在對華政策上“比誰更極端”“比着更強硬”的怪圈,使中美關係一步步陷入衝突和對抗的深淵。

中美要回答“如何處理好中美關係”這道必答題,就需要重新回到合作的軌道上,回到“乒乓外交”以來50年中美關係發展歷程中去汲取經驗和智慧,從“面向21世紀的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等不同時期對中美關係定位的表述中,尋找“老問題的新答案”。兩國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從戰略層面重新思考中美關係,求同存異,聚同化異。要通過發揮元首外交的引領作用,發揮戰略對話機制的推動作用,管控危機,明確底線,減少誤解誤判。同時,在經貿、人文、科技等領域重啟交流,務實合作,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全面修復中美關係的民意基礎。兩國還應攜手應對全球性風險挑戰,積極引領全球治理,弘揚奧林匹克精神,以共同推動中美關係的健康和安全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