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簡體繁體
【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中文英文中英對照

世界比以往更快、更深、更融合、更開放,更脆弱

2021-04-21
微信圖片_20210423160903.jpg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暴露了現階段全球化發展的問題。一方面,科技創新驅動全球化快速發展,將勞動力、生產和市場的分配重新洗牌。另一方面,隨着民粹主義和單邊主義全球範圍內興起,促使部分國家和地區提倡去全球化政策,給全球化發展與全球治理帶來嚴峻挑戰。3月29日,全球化智庫 (CCG) 邀請到《世界是平的》作者、三屆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知名作家、記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與CCG創始人王輝耀展開對話,就後疫情時代的全球化的新趨勢、全球治理面臨的困境、如何建立中美雙方信任、如何看待中國的發展成就等話題深入探討。

中美需要給彼此一個全新的第二形象

——托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作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世界不僅僅是平的,它還是脆弱的。因為當你連接了這麼多節點,然後加快了這些節點之間的連接,但取消了緩衝,你會變得脆弱,因為現在我可以比以往更快地將不穩定性從我的節點傳遞到你的節點。自從我寫《世界是平的》,很多人寫書說它不是平的,它是尖的,它是凹凸不平的,它是彎曲的,它是崎嶇不平的。所有這些書都是錯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平坦。

這個世界是快速的,融合的,深度的,開放的。當我說世界很快的時候,我的意思是在變化的速度上已經發生了變化,所以技術變革的速度越來越快,隨着芯片和通訊技術的進步,世界發展得很快。第二,現在的世界不僅僅是平的,它是融合的。我們不只是相互聯繫,我們還相互依存。我們被科技和氣候融合在一起。第三,世界變得越來越深刻。深刻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詞。因為我們現在所做的,是在各處放置監測設備。最後,它變得非常開放。每個公民現在都是狗仔隊,電影人,記者,出版人,沒有編輯,也沒有過濾。世界正在變得快速、融合、深刻和開放,這是當今中央政府面臨的挑戰。

從1979年到2019年這40年是中美關係的一個新紀元。不幸的是,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因為突然之間,我們的價值觀出現了差異,這是40年來我們之間從未發生過的。價值觀的差異使這個問題變得非常複雜,因為中國現在更加富裕,國力更大強加,他們更加有能力在國內外證明自己及其價值觀。當你們只是向我們兜售淺層產品時,我們根本不在乎你的政治制度。但如果你想賣給我深層產品,價值觀的差異很重要。這就是我們兩國之間缺乏信任,缺乏共同信任的癥結所在。中國的核心價值觀是集體的穩定。集體進步,更多的人擺脫貧困,這是中國的核心價值觀。但美國的價值觀是個體優先。我們給予個體更多的隱私權,個體表達自己的權利,個體開辦公司的權利,個體發展,表現好或差的權利。

我認為世界最好的情況就是相互依賴。我希望中國可以依賴英特爾的芯片,同時我覺得美國依賴中國的供應鏈也完全沒有問題。我覺得我們之間的依賴程度越深,政治就也會越來越遵循這個合作趨勢。我認為我們融合得越深,就會有越多的事情發生。但是現在信任是核心的問題。

此外,中國和美國現在確實需要給彼此留下第二印象。雙方都需要給彼此一個全新的第二形象。我認為只有當雙方都付出了一定努力,人們說,這對中美來說都很難做到的時候,那才會發生。我們需要引起對方的注意。這非常重要,我想要告知這個友好的建議。你不想被看作霸權者。沒人喜歡霸凌,你知道我怎麼知道的——因為沒人喜歡美國。冷戰後,我們認為自己是超級大國,可以去任何地方,讓各國做任何事情,他們認為我們是一個霸權者,沒有人喜歡霸權。當人們看到你做了努力時,人們青睞並願意作出回應。我們需要那麼做,中國也需要那麼做。

摒棄老式思想,聚焦共同價值觀

——王輝耀,全球化智庫(CCG)主任

中美需要進行深入的對話和交流,這也正是本次對話的目的。我們需要審視不同的價值觀,能否求同存異,但也應該有一些新的敘事,因為我認為中國在過去40年來一直在對外開放,而且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三四十年前來過中國的外國人都會意識到這一滄桑巨變。

美國前駐華大使特里·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曾經和我說過,他認為中國的成功歸因於三個因素。一是中國人非常努力,因為每次來中國時,感覺中國人勤勞勤奮,有很多人非常努力地工作。其次,他認為中國人非常重視家庭價值觀,因為他們非常尊重老年人和集體主義。第三是教育——在中國,一個家庭通常只有一個孩子,整個家庭都在出力撫養他成為人才。

因此,中國的成功並非真正像某些美國人所理解的那樣純粹是舊的傳統的方式。如今,通過結合了技術,民主,市場,經濟和精英管理的體系,中國取得了出色的成績。正如鄧小平所說,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如果中國使8億人擺脫貧困,能使新冠肺炎傷亡人數比例很低,這可以說是中國實現的最大的人權成就。

我們應該對不同的制度有更多的包容。就像拜登總統所說的那樣,我們競爭激烈但也可以有合作。正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全國人大會議新聞發佈會上所說,我們可以有和平的競爭與合作。因此,不能再發生冷戰了,許多人都認為彼此之間應該既開展合作也可以和平競爭。

我注意到美國福特基金會和許多美國基金會發起了中美學者交流項目。我們希望富布賴特學者計劃能夠重啟,成都和休斯敦的中美領事館可以恢復,留學生交流項目也能得到重啟。拜登政府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他們變得更加務實。他們也不再逮捕、指控更多的中國人從事間諜活動,也沒有稱所有中國留學生為間諜。

如果我們有共同價值觀,比如世界的繁榮和和平,我們就可以摒棄某些老式思想,聚焦現實,注重效率和效果。我注意到,美國國會可能有兩種共識,一種關於中國,另一種關於基建。美國需要改造其基礎設施,而在這方面,中國領跑全球——中國有最長的高速鐵路網和高速公路網,80%最高的橋樑都建在中國。所以也許中美可以在基層設施上合作。美國從德州內陸出口能源到中國的價格是從德州海岸出口能源到中國的兩倍,因為德州沒有足夠的基礎設施,中美應該可以開展基礎設施項目合作。

中美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國家,必須共同努力。我們要進行和平競爭,而非對抗。我們存在不同之處,但是,讓我們共同建立一個更透明的有關競爭規則的機制,例如,我們可以一同改革世貿組織(WTO),中美也可以在氣候變化上開展國際合作。所以,與其在貿易和關稅上進行貿易戰,不如利用多邊機制和投資條約,例如中國與美國也可以簽訂雙邊投資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