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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貿易戰 全球治理 COVID-19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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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危機唯有合作

2020-04-27

2020年3月28-29日,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CISS)與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共同主辦了“新冠疫情與中美合作視頻研討會”,CISS學術委員、研究員、特邀嘉賓11人同美國哈佛大學、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等智庫和高校的18位專家學者進行了研討。現將部分中美學者的會議發言整理歸納,並經學者本人同意,發佈如下。

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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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瑩(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原副部長):

這場疫情是進入21世紀以來第三場改變世界議程的重大事件。前兩次,即2001年的“911”事件,尤其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世界各國鼎力支持,與美國共克時艱。然而這一次,美國完全沒有體現出發揮全球領導作用的意願和能力。新冠疫情大象無形,面對這樣的非傳統安全之大敵,以大國戰略競爭和零和博弈為優先考慮的霸權模式顯然難以承擔全球化下的新型國際責任。世界領導力的缺失已不僅僅是人們的戰略假設,而是危及世界穩定和解決國際事務能力的現實大問題。

開展真正意義的全球合作是國際社會抗擊疫情的普遍訴求,中美兩國的協調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基礎。中國正在向世界多國提供支持,但與美國的合作不理想。中美無疑是可以決定未來國際政治風格和走向的世界大國,能否在現存國際體系內解決彼此分歧並切實開展合作,至關重要。如果兩國繼續惡性競爭,迫使其他國家選邊站隊,導致世界走向分裂,不僅損害雙方利益,也會破壞全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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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盧邁(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秘書長)

首先,我們不應再為以前所做的事情互相指責,而應努力尋找解決辦法。新冠病毒並不像最初出現時我們所想的那樣,不是一些人所說的普通流感,即使到現在,我們也沒有完全把它弄清楚。由於缺乏了解,武漢政府、歐洲各國和美國政府在早期階段都犯過一些錯誤。但現在我們知道了這種疾病的嚴重性,並採取了類似的措施來應對,同時我們還應該繼續尋找解決的辦法。

其次,2018年以來,中美雙邊關係極度惡化,以至於讓人想像不到會有如此多的問題和擔憂不斷出現。但現在,我們在抗擊新冠病毒問題上有共同的利益,我們必須抓住這個合作機會。美國有很強的研究能力,而中國在過去兩個月里積累了應對這種疾病的豐富實踐經驗。我們可以在兩國疾控中心先前合作的基礎上,呼籲專家和醫務人員在一個委員會裡合作,找到阻止病毒傳播的方法。在這個特殊時刻,信息共享至關重要。我們不僅要設法遏制病毒,還要設法保持我們經濟的運行,確保人民的福祉不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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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輯思(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術委員):

在新冠疫情爆發前,我就觀察到世界政治出現以下三個趨勢。現在,這些趨勢可能加速演進。

第一個趨勢是,在世界範圍內,國家之間以及各國社會內部出現社會經濟不平等。現在當新冠疫情在欠發達和不穩定的國家迅速蔓延時,將產生更加嚴重的破壞,難民和移民尤其容易感染新冠病毒並受到疫情衝擊。

第二個趨勢是,政府在加強對社會和經濟的控制,以及更多出現強人政治。在目前情況下,政府在抗擊疫情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可能並非壞事,但也有風險。

第三種趨勢是,民粹主義和以族群為基礎的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病態地結合起來。不幸的是,身份認同政治中的這些不健康情緒在危機期間加劇了。關於新冠病毒的起源地,不僅中美官員進行相互指責的遊戲,兩國社交媒體平台上的陰謀論也很普遍。

我在此想對美國表達一個希望,對中美雙邊關係表達兩個希望。作為身在中國的美國觀察者,我對美國的政治兩極化感到沮喪。這種兩極化傷害了美國,也抹黑了美國在世界上的形象。我真誠地希望美國在對抗這一致命威脅時可以更加團結。

我對中美關係的第一個希望是,兩國政府在疫情問題上不要支持針對對方的各種陰謀論。第二個希望更加具體些。現今有200多萬出生在中國但生活在美國的人,他們中的一些人打算至少暫時回來中國。這些人的待遇是一個政治敏感問題,北京和華盛頓應該攜手處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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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姚雲竹(中國軍事科學學會高級顧問、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術委員):

新冠疫情威脅給我們提供了罕見的合作機會,但目前我們卻把它當成競爭的原因。這次大流行是對全人類的安全威脅。中美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國,現在到了雙方優先開展抗疫合作的時候,不應再繼續作為戰略對手進行互動。

根據這一精神,我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兩國最高領導人應發揮領導作用,定期就疫情進行溝通,為兩國合作定下基調。

第二,雙方應停止口水戰,不再互相刺激。很多中國人認為美國現在是對中國落井下石。

第三,雙方應就藥物和疫苗研發、相關生產和銷售的原則和準則等在多邊框架(如聯合國安理會)內聯合提出倡議。

第四,應建立信息和數據共享機制,這對疫苗和藥物研發、尋找抗疫最佳方案都具有關鍵意義。

第五,應聯合提出跨境旅行的安全衛生標準,如體溫掃描、旅行歷史報告、最近14天的軌跡追蹤等。同時,為個人資料收集及私隱保護提出標準。

第六,應共同制定規則和程序,保護和協助在國際空間(如在公海郵輪上)感染的不同國家公民。

第七,應在聯合國安理會共同呼籲世界上所有武裝衝突實現停火。同時,呼籲停止或減少軍事行動。

第八,最後,大國應思考《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執行與核查辦法。若可能,重啟陷於停滯的裁軍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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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薛瀾(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

這場流行病發生在最糟糕的時間。過去幾年,中美在基礎研究和創新領域的合作降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美不可能聯合做事,則兩國政府要做的最重要事情,就是讓兩國科學家和企業能夠合作。

第一,取消對中美兩國科學家間開展基礎研究合作的限制,這將刺激科學家之間大量合作。同時,要求美中兩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制定一套國際研究合作原則,以解決偶爾出現的對國際合作不當利用的現象。

第二,對於中美通過多條路徑同步開展疫苗研究進行協調,並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制訂疫苗生產和銷售的管理方法。

第三,協調主要國家的醫生更新治療計劃/方案,中國就曾多次更新其治療方案。歐洲和美國的病人很多,有很多東西可以學習和分享。中國和美國的醫生可以在這一努力中發揮主導作用。

第四,根據貿易協定中採用的知識產權原則,放鬆對與抗擊新冠病毒有關的創新合作的限制。

第五,讓兩國疾控中心聯合進行“超前”研究,探討在社會恢復正常運行時遏制疫情複發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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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此次疫情與貿易戰、權力競爭等其他眾多政治經濟議題迥異。許多人相信,在那些競爭中,“你的收益就意味着我的損失”。而就新冠疫情而言,“你的損失也是我的損失”。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疫情,我們都不安全。如果在我的家鄉武漢發生疫情時,我們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那麼現在也應當認識到了。

我建議中美兩國應互致同情、鼓勵並相互幫助。停止輿論戰只是第一步,這還不夠。如果兩國政府還不願做好所有工作,那麼兩國學者應當去做。我們應告訴兩國政府和公眾,我們必須互相幫助,並自己組織起合作。

新冠疫情是自然災害,它以自己的方式傳播而不遵循任何意識形態。與新冠病毒作鬥爭時,我們必須尊重從事相關工作的科學家和醫生。為了更好地遏制這種流行病,各國科學家和醫生之間需要進行科技交流。

過去幾年中,雙方科技交流的政治氣氛一直不太好。因此,我的第二個建議就是,我們應當呼籲中美兩國政府支持雙方科學家之間的接觸和交流。

最後,我想強調,輕症病例也具有傳染性,需要有應對輕症病例的策略。否則,將很難遏制疫情。我建議美國同事注意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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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達巍(國際關係學院校長助理,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從至少三個方面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已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球危機”。

首先,從威脅來源看,過去一個世紀幾乎所有重大危機中的威脅都來源於人類。兩次世界大戰和“911”恐怖襲擊事件是一群人攻擊其他人群。1929年“大蕭條”及2008年的金融危機與政府政策或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相關。而此次新冠病毒則來自於某種我們仍不能完全確認的自然界源頭,疫情傳播擴散出自人類故意行動的可能性極低。

其次,從影響範圍看,不同於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機,新冠疫情在很短時間內就在東亞、北美、西歐這三大經濟中心相繼暴發,形成三個“震中”,已經對數十億人和全球造成了嚴重影響。

第三,從持續時間看,在針對性的特效藥或疫苗研發成功並廣泛使用之前,流行病可能會持續至少一年甚至更長時間。只要病毒在其他國家仍然很活躍,即使我們在國境內基本阻斷了疫情發展,也不能排除疫情的二次暴發。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贏得這場全球“戰爭”。各國別無選擇,只能加強合作。遺憾的是,在此大流行中最重要的中美兩國,在過去三年里雙邊關係嚴重惡化。疫情反而加深彼此的不信任。“第一次全球危機”要麼成為宣布新冷戰開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要麼成為改變兩國雙邊消極關係,與世界其他國家共同戰勝威脅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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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剛(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世界知識》雜誌編輯):

 

我關切的是,北京和華盛頓能否開展有效合作,以承擔領導全球抗疫的責任,這取決於兩國能否更深入地進行合作。

令人震驚的是,政治傲慢被置於科學意識之上,造成了針對對方的所謂政治正確性,使得一方無法客觀評價另一方的防疫工作。更重要的是,這還使得一方國內衛生界很難借鑒另一方的經驗和信息。

當中國不遺餘力地抗疫時,美國國會議員持續試圖通過立法方式干預中國內政,包括最近通過了《2019年台北法案》。

我們必須克服過度政治化對雙邊抗疫合作造成的干擾和損害。我們還需要讓兩國疾控中心及醫務人員更積極地開展更廣泛、直接和深入的信息共享和技術交流。雙方政府都應給予他們足夠的自由判斷權,並避免訴諸行政干預。同時,兩國媒體應以客觀基調全面報道他們的行為。

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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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哈佛大學傑出貢獻教授,前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

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大國能力和戰略的考驗。到目前為止,美國和中國都不夠成功。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影響下,世界政治正在發生變化。我們應該討論的是與他國“共享權力”而不是“權力凌駕他國”。

為了避免因試圖獨自應對疫情而受到嚴重損害,中美兩國應採取的第一步,就是停止宣傳戰。無論哪一方有微小所得,都得不償失,都遠不及因兩國不合作而失去的利益。

第二步是開始分享信息。我們現在應該開始分享信息,並思考如何限制第二波疫情的負面影響。

我們能做的第三件事是兩國共同支持世衛組織,並提振因疫情遭受重創的世界經濟和各國經濟。

到目前為止,如果說目前我們從新冠疫情中學到了什麼,那就是我們還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在當前“合作性對立”時期,我們過於關注競爭,而對於合作關注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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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貝爾福科學和國際事務中心前主任、教授):

我在以《在抗擊冠狀病毒的戰爭中:中國是敵是友?》為題的文章中提出,儘管華盛頓的共識已經轉向將中國定義為問題的一部分,但如果不讓中國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我們就不可能在這場抗擊冠狀病毒的戰爭中取得成功。

我們必須認識到,新冠疫情的威脅基於更深層次、無法迴避的結構性現實。中國是迅速崛起的大國,而且確實帶來在所有等級排序的頂端位置中取代美國的挑戰。然而,任何一方要想成功應對疫情造成的生存威脅,彼此就必須成為重要合作夥伴。

新冠疫情真的是中美都不能獨自應對的生存威脅嗎?就我理解而言,是的。即使一方讓本國境內新增感染病例歸零,它能完全封閉國界嗎?我覺得這難以想像。如果這真的是對各方的生存威脅,如果任何一方都不能在缺少對方合作的情況下戰勝病毒,如果兩國都是理性的,那麼唯一可行的選擇就是找到開展必要合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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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沙琳·巴爾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美國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資深國際合伙人,美國前貿易代表):

這場大流行對全球供需兩端都造成了衝擊。因此,IMF和世界銀行都已指出,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場嚴重的全球衰退之中。

中國經濟出現了內需和出口的急劇滑坡。此前三年,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大幅放緩,債務水平也越來越高。此外,很顯然的是,重啟經濟需要時間。據預計,今年第一季度美國經濟將收縮10-20%,第三季度將出現更大幅度收縮。

與新冠疫情相關聯的雙邊緊張關係,不僅在技術層面,而且在與供應鏈相關的製造業層面,都將加速一些人提出的美中脫鉤要求。“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後,中美都進行了良好合作。現在情況不同了,隨着這場危機爆發,對兩國關係的侵蝕似乎加劇了。

為了更好應對這場全球疫情及其後果,中美雙方都必須停止危險的相互指責遊戲,應取消出口禁令和關稅,特別是(但不限於)醫療設備、個人防護裝備和藥品的出口禁令和關稅。美國應立即為醫學專家和其他必要人員提供簽證,還應停止擾亂供應鏈的行為。美國需要進口更多關鍵產品,而非相反。中國應謹慎對待造成鋼鐵、大宗商品和其他商品供應過剩的情況,全球倉儲能力所剩無幾。無論如何,所有遭受新冠疫情重創的國家都需要讓本國產業重新恢復運作。如果中方不能全面執行最近與美方達成的貿易協定,應當事先提醒美方,以便能在當前困難時期做出友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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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謝淑麗(Susan Shirk,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全球政策與戰略學院研究教授、前副助理國務卿):

在組織抗疫國際行動方面,美中可以起到決定性作用。我建議,兩國抗疫工作組的領導人可以進行經常性溝通、協調。建立這一溝通渠道,可將兩國總統、主席所作承諾落到實處。領導人可以開始掃清路障,以應對緊急的醫療和公共衛生需求。他們還可提出並啟動解決發展中國家需要的國際倡議。相關國際行動可在二十國集團這樣的框架下進行,包括研發疫苗和藥物及治療方法,建立相關銷售框架等。

通過這一渠道,可向世界表明,美中兩國可以暫時擱置爭端,並正在積極協調應對疫情。他們還可以幫助政府部門增強力量,採取抗疫措施。他們將讓人們相信,兩國政府有能力合作。正如蘇聯和美國在冷戰期間聯合起來根除天花那樣,這種合作將給我們帶來迫切需要的希望。這一高層合作還將向別國政府發出應暫停其他爭端的信號。

領導層的這個應對渠道,也應有助於減少官僚機構和政治上的障礙。我們必須取消限制,必須讓工程師和科學家一起工作。我們需要有一個協議,規定這些東西將是開放的,人人都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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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成(Cheng Li,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

大約40年前我在中國受教育並成為一名醫生,曾在上海一家傳染病醫院工作,專門研究乙肝病毒(HBV)。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感染乙肝病毒的人口超過10%,乙肝是最致命的疾病之一。作為醫生,我那時幾乎每周都看到病人死亡。

1989年,美國默克製藥公司在不盈利的條件下,將其新開發的乙肝疫苗轉讓給中國,這才大大改變了中國的局面。因為這一合作,中國在幾年後成功生產出第一批乙肝疫苗,每年有2000萬新生兒接種乙肝疫苗。在20年里,乙肝病毒的母嬰傳播減少了97%,到2014年,這個疫苗已經預防了2800萬例乙肝病毒感染,拯救了500萬人的生命。

我分享這個故事不僅是想說明美國人的慷慨,還有許多中美在彼此需要時互相支持的感人事例。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歷史性時刻,是這個時代的“人道主義時刻”。現在不是進行文化比較、政治制度辯論或地緣政治戰略思維的時候。中美首先應該做的,就是集中力量挽救生命,遏制病毒在兩國及全世界的傳播。默克製藥公司幾十年前所做的事情,為中美醫療合作提供了範例,這種合作應該給我們雙方帶來持久的靈感並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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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金俊遠(Avery Goldstein, 賓夕法尼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始主任):

儘管新冠疫情仍在繼續,並且關於其暴發及最終走向的許多事實尚不明確,但很明顯,迄今為止全球對疫情的反應很失敗。導致這一局面的原因有許多,但我只想指出國際局勢中的兩個重要現實,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美中令人遺憾地未能對這一跨國挑戰做出更有效的反應。

首先,由於世界缺少一個能夠統管各國的治理機構,或者說由於處於無政府狀態,迫使包括美中在內的各國都擔心其可能需為自身安全提供保障,並擔憂自身存在的脆弱性。隨着美中競爭日趨激烈,雙方都從關注“雙贏”轉向關心“誰贏得更多”,美中疫情合作也受到這種心態影響。疫情還暴露了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並似乎可能加速美中之間正在發生的、成本高昂的脫鉤。

其次,在當今國際體系中,美中兩國實力使其在全球舞台上突出於所有其他國家,在擁有兩個超級大國的世界裡,每個超級大國都在更密切地關注着對方,並與對方更廣泛地展開競爭。雙方都擔心對方的獲利會以犧牲自己利益為代價,並且知道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夠對沖這種危險。

這段時間,美中之間激烈而普遍的對抗已經影響其對疫情的反應。雙方都非常挑剔,稱對方提供國際援助的真實企圖是利用危機在全球競爭中獲取政治利益。

儘管這令人沮喪,但美中在當今世界中的巨大作用所帶來的另一個影響,卻給我們帶來希望。兩國能力巨大,處於獨特地位,只要決定去做,便可動員整個國際社會努力抗疫。

儘管上述兩種國際情勢導致全球未能有效應對疫情,但北京和華盛頓也有錯。兩國前一階段互相指責,為本就困難的雙邊合作又增加了障礙。兩國領導人不僅有能力讓下屬停止沉溺於這種適得其反的言辭,而且還有責任追究堅持發表這種言辭的責任。

最後,我向兩國提出兩項建議,以便對疫情造成的跨國挑戰做出更有效的反應。

第一,兩國領導人及其官員應停止使用有毒的、不受約束的社交媒體形式表達分歧;

第二,應授權專家處理相關問題,特別是科學家和外交官,因為科學家掌握實情,而外交官們擁有經驗,具備做好管理分歧這項艱苦工作的能力,儘管他們並非總是能夠解決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