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簡體繁體
【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中文英文中英對照
  •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

疫情考驗下的中美戰略角力

2020-03-12

發生在2020之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全球化與世界史事件。對中國而言,新時代的牢固站立步步驚心,並不容易。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戰、香港“反修例”、台灣大選以及新冠肺炎,對全球治理、“一國兩制”及中國的國家治理構成了連續性的衝擊與考驗。就中美實質性的“新冷戰”或“修昔底德陷阱”關係而言,每一場考驗或是美國主動策劃推進,或是趁火打劫,其戰略行動的方向始終是對中國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的決定性阻斷。新冠肺炎事件也遭到了美國的政治化利用。疫情之下,中美兩國未能實現充分的理解與合作,其戰略角力甚至更加激烈化。

年初疫情爆發以來,美國朝野對中國的基本立場充滿敵意。其一,蓬佩奧的“鐵幕使命”一如既往,他希望創造當年丘吉爾式的冷戰動員效果,在每一個涉及中國議題的場合極力污名化,阻止各國尤其是西方盟友對中國的深度合作與接納。其二,美國國會“反華立法”繼續“無異議推進”,最近的台北法案進一步刺激中國主權利益底線,挑戰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礎。其三,美國在武漢疫情爆發後即刻採取了過度反應的限制性旅行與貿易措施,帶動其他國家跟進,不符合世衛組織在確定疫情屬於“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時給出的具體政策建議,也不符合世衛組織關於非歧視及全球防疫合作的政策倡議。其四,美國媒體對中國疫情之政治化解讀與攻擊超越底線,典型如《華爾街日報》的“中國病夫論”以及《紐約時報》的“中國抗疫模式專制論”。這些來自主流媒體的歪曲解讀既反映了媒體輿論的價值取向,也反映了潛在讀者群的審美期待。其五,在病毒起源“陰謀論”上對中國的攻擊和誤導,直接損害中國國家利益與形象,也妨礙了中美在抗疫事務上的有效合作。

美國的敵意還顯示在對中國疫情經濟後果的負面期待上。美國商務部長羅斯甚至公開提出,中國疫情造成的停工停產與貿易受限,有助於製造業及工作機會迴流美國。這是一種戰略上的“零和遊戲”思維,不是理性的合作與全球化思維。美國隱性期待中國經濟在疫情打擊下迅速衰退及與全球產業鏈脫鉤,完成貿易戰的基本戰略目標。然而,美國的如意算盤是一種完全靜態、自私和非全球化的邏輯,嚴重低估和誤解了中國經濟的體量、結構韌性及與全球產業鏈的深度互聯。

疫情及全球經濟的刺激反應並未朝美國期待的方向發展。其一,疫情起於武漢,但已快速全球化,歐美逐步成為“新疫區”,而中國抗疫成功反而為經濟的“報復性增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礎和條件。中國執政黨的績效合法性壓力、企業求生欲及國民勤勉倫理,構成中國經濟復蘇的強大基礎。其二,美國自身的經濟與股市正在遭受疫情的嚴重影響,特朗普當局“經濟優先”與“選舉優先”的抗疫策略正在演化成美國社會真正的疫情恐慌與政府信任危機。其三,中國的抗疫模式及與世衛組織的良性合作,以及中國在對外抗疫援助上的從容有序,正在快速贏得國際社會尊重與信任,相關的抗疫合作與產業合作得以互相促進,中國與全球經濟的互惠性關聯更加鞏固。其四,全球資本在疫情刺激下存在多元化選擇趨勢,有選擇撤資遷移避險的,也有冒險進入看好疫情之後中國經濟反彈預期的,總體上對中國經濟短期挫折和長期願景趨於理性認知和應對。

客觀而言,隨着疫情的全球化與全球經濟的普遍受挫,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與市場的依賴反而會加深,美國利用疫情加速與中國“脫鉤”的操作很可能適得其反。其一,中國採取了抗疫與復工相協調的政策,維持基本的經濟產能,催生與抗疫有關的新興產能,優化經濟結構與出口貿易比較優勢,整體經濟體活力依然強勁。其二,中國抗疫轉產的政策驅動已培育出強大的製造產能,包括口罩、防護服、醫療器械及抗疫技術體系,都可以成為對外援助和出口的新增長點,從而為中國軟硬實力的對外輻射提供有力支撐。其三,歐洲在疫情打擊下可能陷入經濟低迷,中歐經濟合作出現史無前例的相互需求與契機,包括5G產業在內的深度合作可能衝破美國戰略封堵和政治威脅而取得逐步的突破,中歐經濟整合也可拉動俄歐關係和解及泛亞歐大陸經濟秩序的復興,結構性降低對美國政治經濟勢力的依賴。其四,美國自身經濟可能出現一定程度衰退,在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下,美國產業界與社會有可能產生一種“反脫鉤”的理性共識與行動力量,對沖美國戰略鷹派的冷戰極端主義。

總之,新冠肺炎危機是中國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面臨的重大挑戰,也必然對中美關係產生進一步的複雜影響。從整體趨勢上,美國利用了這一疫情對中國進行脫鉤與封堵,美國國內也產生了一定的歧視言論和具體的社會攻擊行為。但從中國抗疫動員的體制優勢、成效及對全球抗疫的實際貢獻來看,中國國家治理或許會得到嚴格的自我檢討與改進,而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則會得到結構性提升,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相互依存度會反彈性擴張。美國在冷戰思維下的“零和遊戲”無法得到盟友真正理解與響應,也無法實現對中國經濟與政治體制的顛覆性破壞。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以中國抗疫為起點,以中國與世界經濟與治理互動的結構改進為突破口和前景,必然對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秩序產生深刻影響。至於中美關係,中國越穩定,越發展,越為國際社會所信任,這種最重要的全球雙邊關係反而越具有和平維繫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