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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年對中國的挑戰

202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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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是美國政治非常重要的博弈場,也是觀察美國內外政策走向的風向標。2020年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後一年,不僅美國總統要選舉,眾議院全體議員和參議院1/3成員都要選舉。美國國內早已風聲鶴唳、暗流涌動,特朗普彈劾案無疾而終,共和黨力挺特朗普連任,民主黨候選人一波接一波,出現不少新面孔。然而,兩黨候選人的政策主張都明顯偏激極端,雖然中國問題尚未成為大選焦點,但是大選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和挑戰不容小覷。

一、從美國大選規律看,經濟好壞依然是老百姓最關心的,這不僅涉及經濟增長、股市漲落,更在於民眾對收入不均、不平等、貧富差距擴大強烈不滿,希望大選結果能給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目前,世界經濟不容樂觀,周期性與非周期性因素疊加,貿易保護主義日盛,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增大,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震蕩”很可能是2020年常態。

IMF對2019年世界GDP增速預測是3%,為2009年以來最低。WTO的新數據表明,2019年頭六個月全球貿易增長僅1%,為2012年來最低。2020年貿易緊張局勢有增無減,將出現負增長。專家預計2020年全球資產和股市泡沫破裂、經濟衰退概率較大,果真如此,美國經濟和股市很難獨善其身。中國遭受新冠肺炎疫情也給中國以及世界經濟帶來新變數。

美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一直採取貨幣寬鬆和低利率政策,邊際效應遞減消失。目前已有超過30家央行競相降息,世界經濟進入“零利率”、“負利率”時代,金融風險不亞於2008年前。

大選年美國對華將繼續推行“美國優先”、以鄰為壑的經濟政策,並把金融優勢“武器化”,用經濟金融制裁中國高科技企業,打壓中國科技發展。兩國雖然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定,能否順利執行,如何進行下階段談判,還是未定之數。但美國在經濟金融領域力圖對華“得分”,給選民以美國“獲利”的印象,是特朗普政府的既定政策,兩黨候選人都會予以支持。最近,美國商務部長甚至聲稱,中國新冠肺炎疫情將有利於美國製造業回歸。這種極端利己主義的思維令人乍舌。

2020年中國金融開放邁開步伐,隨着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相互依賴加深,美國等資本大舉進入中國債市、股市、銀行、保險、資管業務,加上“一帶一路”等新型國際合作深入拓展,海外人民幣資金池持續擴大,國際資金流動、匯率變化對中國金融的影響增大,這將考驗中國金融業韌性和人民幣國際化決心。

二、大選年美國以意識形態劃線現象突出,“抹黑中國”無疑又是兩黨候選人爭取選票的得力手段。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稱,中國共產黨是美國的核心“威脅”,副總統彭斯等其他高官也有類似評論,充分暴露了美國極端勢力對華濃厚的意識形態偏見,以及對中國制度優越性的“焦慮”和“懼怕”。中國發展及道路的成功再次證明美國“歷史終結論”的破產。無論是在香港搞“顏色革命”,還是接二連三通過涉港、涉疆、涉藏議案法案,美國這些赤裸裸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主權的行徑都表明,它把中國鎖定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帶有強烈的“文明衝突”色彩。

美國大選政治受“身份政治”、民粹主義影響嚴重,兩黨候選人面對貧富差距和不平等持續擴大束手無策,既不能客觀分析原因,又提不出好的解決辦法,民眾不滿和怨憤長期累積,表現為與精英的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美國資本主義制度性、系統性危機浮現。制度性危機進一步撕裂社會架構,激化國內矛盾,使國內政治特別是大選政治極端化。同時,危機外溢效應凸顯,政府竭力轉嫁危機,尋找“替罪羊”和假想敵,對外政策的極端強硬面和軍事冒險性增加,中國作為美國“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很容易成為美國內各項矛盾的“替罪羊”,大選年尤其如此。

中國是近130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過去十幾年每年貢獻全球經濟增量30%以上,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國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國,已成為國際社會共識。而正是看到中國人民的制度自信不斷加強,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齊心協力建設現代化美好中國,中國綜合實力持續增強,美國才痛下決心進行對華高烈度戰略競爭和博弈,不惜使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三、大選年,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承受能力明顯下降,常常對國家之間的矛盾和全球性挑戰做出過激反應,從國際合作和國際組織“退群”與地緣政治衝突同步增強,致使大國關係更加緊張,全球治理更加無序。

近年來,國際戰略穩定已經遭到嚴重削弱,歐洲、亞太、中東安全形勢十分脆弱嚴峻,全球大國競爭突出。地區大國面臨“力量真空”和“秩序混亂”,競相爭奪地區主導權,地區熱點問題激化,局勢更加混亂。

美俄圍繞戰略“擠壓”與“反擠壓”,在烏克蘭、敘利亞、伊朗等問題上的矛盾加深。美國對伊朗實施更嚴厲制裁,涉及俄羅斯在伊朗和中東的利益。美國對歐俄合作的“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以及“土耳其流”項目實施“域外製裁”,任何參與管道建設的歐洲公司將遭受經濟金融制裁,其在美資產將被凍結。美俄博弈雖然與美蘇冷戰性質截然不同,但是美國遏制俄羅斯恢復世界大國的力度不減當年,矛盾尖銳,不排除發生局部衝突的可能。

鑒於目前中美關係高度複雜敏感,競爭性突出,大選之年在攸關中國國家安全、主權利益的台海、南海等地區和問題上,美國對華戰略壓力加大,軍事挑釁將更頻繁、更直接,觸碰中國的底線。全球性挑戰和地區熱點問題激化也將使中國對外政策包括對美外交更趨複雜,處理難度加大。

美國2019年中退出《中導條約》,並即恢復陸基中程導彈研發試驗,宣布在歐洲和亞太重新部署此類導彈。美國還堅持要求中國參與新的導彈協議談判,以期削弱對沖中國的部分非對稱優勢。與此同時,美國將退出《武器貿易條約》、美俄《開放天空條約》,高調聲稱永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核武現代化、小型化步伐加快,企圖逼迫中國進入大國核武競賽,遏制中國發展勢頭。

中東地區美國與伊朗數次走邊緣,斬首伊朗軍事領導人劍走偏鋒,險些觸發軍事衝突,矛盾激化難以避免,下步走向將對地區局勢產生決定性影響。圍繞耶路撒冷地位,以及聯合國“以土地換和平”原則受到美國將使館遷往耶路撒冷等決定的衝擊,巴以衝突再趨激烈。中國是中東石油的主要進口國,美國力圖搞亂中東,逼升油價,造成石油市場動蕩,中國首當其衝,國際政治經濟壓力增大。

大選年,美國兩黨候選人內顧傾向嚴重,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盛行,將使現有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更加“無序”,國際社會難以就應對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網絡安全、地緣政治衝突等全球性挑戰形成共識,世界更不安寧,發生“黑天鵝、灰犀牛”事件的概率增大。

全球化發展趨勢表明,全球生產鏈和世界消費市場的形成,商品生產和服務業的扁平化,技術革命的強大推動,都是全球化繼續發展的重要支撐,全球化不會逆轉。然而,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博弈將持續升溫,“治理赤字”的擴大已經使以規則為基礎的治理體系四分五裂,重新制定國際規則,包括是否摒棄WTO,將成為大國競爭的焦點。美國大選年,全球治理將面臨更大考驗,中美在氣候變化、WTO改革、全球核不擴散體系維護、處理不斷升溫的地區熱點問題等諸多方面都將面臨一系列合作還是分道揚鑣的艱難抉擇。

總之,美國大選年在美國政治上是特殊年份,兩國關係的不確定性增大,關係更難處理,需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從長計議,既堅持原則,又冷靜觀察,不急於對一些事情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