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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羽 同濟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當前中國對美政策的若干原則芻議

2020-01-03

2018年3月以來,不僅中美之間的貿易戰有增無已,相關談判遲遲未有結果,而且特朗普政府還不斷擴大了在各個領域的對華遏制。在美方的頻頻打壓之下,中方試圖與美方建立平等合作、互利雙贏新型大國關係的政策已難以為繼,中國的對美政策已處於再選向的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本文試圖就當前中國對美政策的若干原則談幾點看法。

其一,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和國家集團保持儘可能多的合作關係仍然是當前中國國家利益中的核心利益之一。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是與世界發達國家和國家集團建立走出去與引進來的合作關係。沒有與外部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合作關係,中國就可能重新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中國建立健全的市場經濟和先進的產業技術道路就要走很多彎路。中國的經濟發展要藉助於世界,其中主要是藉助於世界上發達國家的市場、資金和技術。中國不可能在不與外部世界合作與交流的情況下自己達到世界領先的科學技術水平。

其二,和平崛起的國家發展道路選擇不僅決定了中國將不以戰爭手段解決與外部世界的矛盾,而且還決定了不以硬性對抗的方式解決矛盾。儘管特朗普對華政策相當的咄咄逼人,中方的反應仍然是基於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不擴大事態,不層層加碼,不是進攻性的,而是防守性的。同時要特別注意宣傳上不搞謾罵,就事論事,不攻擊對方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當前尤其需要特別避免的傾向是基於中美矛盾而把整個西方世界都看作異己力量甚至敵人,以避免被整個西方世界認為中國是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上不能共存的另類。很顯然,目前的中美矛盾在美方一意孤行的情況下,如果不加以有效的管控,特別是中方的理性管控,有可能按照惡性循環的軌道發展,最終出現在激烈的中美對抗中歐盟和亞太發達國家不得不選邊站的情況,這將是對中國更為不利的、應該全力避免的國際環境。

其三,在中國對美政策中所謂的以戰爭思維代替和平思維的主張將把國家引向歧途。以戰爭思維來統領對美政策,不僅會對國家的既定發展戰略形成全局性的摧毀性的衝擊,而且並不能有效地應對和化解美方的戰略圍堵。儘管美方的個別戰略分析家確實作出過“美中必有一戰”的戰略預判,但就目前的實際情況看,美方對中國的戰略遏制主要是在非軍事領域進行的。在軍事領域,美國軍方確實正在考慮制定針對中俄的“多領域作戰”的軍事構想,但目前特朗普政府在軍事領域的措施主要是兩點,一是在中國南海水域進行軍事巡邏,二是退出《中導條約》,計劃在西太平洋地區加強中程導彈部署。顯然,在南海的巡邏是奧巴馬時期政策的繼續,而退出《中導條約》實際上反映了美方對中國沿海大量部署的陸基中程導彈形成的戰略威懾的忌憚。要特彆強調的是,在冷戰年代美蘇激烈對抗的情況下,美國方面已經形成而且嚴格執行了不與能夠打擊美國本土的有核國家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軍事行動規範。例如,1958年的柏林危機和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國軍事力量建設應繼續奉行“合理足夠”原則,避免陷入軍備競賽泥潭。

最後,以單邊妥協謀求雙邊妥協,以實力謀妥協。毛澤東曾經首先以單邊妥協贏來了中美之間1972年的雙邊妥協,鄧小平在處理“六四事件”後的美國對華貿易制裁於1994年結束問題上也是如此。當然,當前的中美關係比那時要複雜得多,因此,以實力謀妥協將是重要的政策選擇。例如,通過改革壯大自己以便對貿易戰有更大的承受力,靜待其變;建立更加符合國際規範的雙贏投資環境,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吸引更多其他發達國家的投資與技術合作。目前,以更加積極甚至妥協的態度保持和擴大與歐盟、加拿大和亞太地區發達國家的合作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