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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達巍 國際關係學院校長助理

中美「脫鉤」有合理性嗎?

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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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脫鉤”現在成為兩國學術界的“熱詞”。說到脫鉤,中國學術界多數人有兩個判斷:第一是脫鉤不好;第二是中美相互依存程度如此之深,所以脫不了鉤。確實,如果說脫鉤就意味着中美貿易變成零,中美人文往來變成零,或者變成冷戰期間美蘇的那個交往水平,那麼脫鉤的確不可能。但是如果脫鉤指的是一個戰略取向,指的是中美交往的寬度和深度受到限制甚至逆轉,那麼脫鉤不僅存在,而且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未來可能還會深化。所謂脫鉤,是對掛鉤的逆轉。掛鉤是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結果。接觸戰略在美國受到批判,脫鉤就是難免的。

過去幾十年,中美在同一個國際體系里相互依存,而且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可是,兩國又嚴重缺乏戰略互信。兩國政治經濟體系差異很大,很難產生出高水平的互信。同時,兩國實力差距日漸縮小,出於現實主義的原因,彼此防範心理越來越嚴重。總之,中美一方面相互依存,一方面互不信任,鉤得越緊,雙方越缺乏安全感。

在中美之間,中國是相對弱勢的一方,因此長期以來中國對掛鉤的副作用擔心比較多。中國擔心在這種掛鉤的過程中,美國會對中國的政治安全構成威脅,會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同時也擔心鉤得太緊之後讓中國在技術上形成對美國的依賴症,並且給美國的監控、偵察留下大量的“後門”。美國長期居於強勢地位,所以過去美國對掛鉤的心態比較放鬆。但如今,美國感到中國似乎快趕上來了,所以也開始擔心與中國掛鉤對美國的副作用了。美國總體上擔心中國利用掛鉤佔美國的便宜,貿易上賺取盈餘,技術上通過不正當手段超越美國,甚至在意識形態上利用美國社會的開放性質對美國民眾施加影響。

國際安全理論當中的“安全化”概念認為,安全問題並不是一個客觀的存在,而是人們主觀定義的結果。當我們的擔憂增多時,我們會把更多問題定位成安全問題,列入安全議程。為了實現安全,我們會尋求降低相互依存,給交流設置限制條件,減少交流的數量,降低交流質量,以便降低自己在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另外,脫鉤與科技發展也有一定關係。一般的思維是,技術的發展會便利人們的交流,讓大家掛鉤越來越緊密。然而很多跡象表明,一些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是沿着文化邊界進行的。比如現在一個中國人更可能用微信,一個美國人則更多地使用臉譜、推特。美國人也許會說這與中國政府未開放這兩個公司進入中國有關,但事實其實遠比這個複雜。十來年前,微軟的即時通訊軟件MSN Messenger在中國被QQ打敗已經說明問題。今天,中國人非常普遍地使用手機支付,而多數美國人仍在用信用卡。美國人用Uber叫車,而中國人習慣使用滴滴之類的應用。Uber曾經在中國運營,但在與滴滴合并後,這一品牌在中國已經消失。中國人喜歡使用共享單車,以連接全國主要城市高鐵為驕傲。可是在世界很多地方,人口的分佈以及生活方式讓這些技術在他們那裡沒有用武之地。我的一些外國朋友現在經常抱怨說,現在在中國出差沒有以前方便,連個的士都叫不到。我勸說他們下載滴滴,可是他們又沒有中國的銀行卡。這類問題其實都是一種脫鉤。

因此,雖然我個人認為脫鉤很不好,但是中美兩國在一定程度上脫鉤似乎又是必然的。中國對美國的擔心過去主要集中在意識形態和技術兩個領域。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擔心自己的政治安全,所以要通過立法加強對外國NGO的管理。在技術領域,中國希望在核心技術領域有自己的發言權。最近華為、中興等公司被美國政府制裁後,中國人更加清楚地看到了這個問題,就是如果你不能生產自己的芯片,美國政府可以隨時扼殺一個關鍵的中國通訊企業。而美國對中國的擔心則主要在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因此特朗普政府發動關稅戰,將中國企業列入實體清單,限制中美的技術交流,剝奪中國留學生和學者的簽證。

要解決脫鉤問題,最根本的辦法當然是避免過度的安全化,但這恐怕短期內很難實現。那麼,問題恐怕在於如何減少脫鉤,以及如果必須脫鉤時我們應該如何行事。如果我們雙方都以一種法制化的、符合市場規則的方式來局部脫鉤,同時彼此理解對方為何要推動脫鉤,那麼事情就不會變得過於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