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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杜蘭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如何認識中美競爭的本質和特徵

2019-08-12

中美關係已進入戰略競爭時代。美國將中國視為最首要、最長遠的戰略競爭對手,把這一定位寫進了多個官方文件,並着手對中國採取“全政府、全手段、全領域”的打壓。中國也將美國看作是實現發展復興目標的最大外部挑戰。在實踐中,兩國間的貿易戰已持續一年有餘,且這只是當前雙邊關係的冰山一角,中美科技、軍事、外交輿論等各領域的博弈都在激烈展開。

關於中美競爭的本質各方有不同看法,很大一部分人認為是權力競爭,是實力差距不斷縮小導致的,還有不少觀點認為是意識形態競爭,或是制度競爭。一些美國政府內的右翼保守派將中美競爭看作“世界秩序未來走向自由或專制”的意識形態鬥爭。美國國防部6月發佈的《印太戰略報告》中也提出,自由與專制世界秩序之間的競爭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擔憂。

在美方看來,當前中國力量的上升不止體現在經濟和軍事實力上,也愈加體現在軟實力上,包括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吸引力。中美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不同加劇了美國對“中國威脅”的焦慮。一方面,美國將中國視為異類,對中國有着天然的不理解和不確定,也無法接受奉行不同制度的中國的崛起。另一方面,美國擔心中國會改變、推翻當前美國領導的國際規則和秩序,建立一個不利於美國的秩序。然而,將中美競爭上升至意識形態甚至文明層面是極其危險的,強調意識形態對立將使雙邊關係難免回到冷戰時代。歸根到底,中美之間對立的根本動力並非基於意識形態,而是基於利益衝突。美方的目標是打壓中國的發展,防範中國的崛起,而中國對美博弈的主要目標是贏得自身發展空間,真正實現“強起來”。中美競爭仍是基於權力和利益,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更多是雙方彼此攻擊的工具,並非競爭的根源或目標。

目前看,中美競爭發展為新冷戰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小的。當年的冷戰是在戰後構建新的全球性世界體系、世界秩序過程中產生的,美蘇兩種體系構想的衝突是冷戰產生的根源。在戰後強烈的“敵我”二元思維慣性下,莫斯科和華盛頓放棄了對話談判,走上了對抗之路。而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是在同一國際體系內發生的,雙方共同參與很多國際機制,遵守共同的國際規則。而且,當今國際體系和秩序是美國主導下建立的,中國在其中成長、壯大,很難從這一體系中分離,世界其他國家和國際行為體也無法承受體系分裂的代價。更何況,中美經濟關係緊密,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賴的程度遠超過歷史上的大國關係。兩國在雙邊和地區層面存在利益衝突,但在應對核擴散、氣候變化、非傳統安全的全球層面有着重大共同利益。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和制度競爭也仍然處於低強度水平。

因此,當前中美競爭的特徵依然是可控的、低烈度的,是在同一體系中圍繞國家利益開展的。中美都是核大國,發生熱戰不可想像,但是要在經貿等低敏感領域或局部衝突中分出勝負,過程將極為漫長。所以兩國的博弈一定是長期的,可能長達數十年,持續到一方認定另一方失去了競爭能力或不再構成威脅為止。這就亟需兩國決策者和戰略界思考,在未來幾十年的競爭過程中,中美如何磨合并探索出新的關係模式。

權力競爭可以是零和的,也可以是非零和的。零和的惡性競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到頭來結果一定是傷人一千自損八百。在美蘇冷戰中,美國的策略是“遏制”,即通過孤立、圍困使蘇聯自己垮掉。對於現在的中美關係來說,很難想像美國可以通過“遏制”讓有着14億人口的蓬勃發展的中國垮掉。而且,中美兩國利益高度交織交融,世界產業鏈相互依存也越來越緊,即便“遏制”成功,美國也將面臨“雙輸”結局,而不會重享當年冷戰勝利的榮光。

對於或許無法避免的競爭,中美兩國的最佳選擇是防止開展零和博弈的惡性競爭滑向新冷戰,進行非零和的良性競爭,共同發展、進化,最終逐漸互相適應,形成新的穩定關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2018年年會上就指出,中美關係正處於極為重要的時刻,兩國間的根本問題並不是能否解決貿易爭端,而是超越你輸我贏,在新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如何共生共存。

因此,良性競爭是中美兩國應該追求的狀態,其基本要求是一方不能挑戰對方核心利益,必須以管控分歧、避免衝突為底線,同時不尋求“你輸我贏”的零和結局。作為弱勢的一方,雖然中國無法阻止美國進行戰略競爭的意圖,但是可以努力控制中美戰略競爭的邊界,並積極塑造一種良性競爭的文化。美方也應與中國一起找到雙方作為大國和平共處的方式,既可以保護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也能夠促進對雙方都有益的合作。

此外,中美應利用多邊機制管控雙邊分歧。一個開放、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既有利於美國,也是中國所需要的,它可以為中美各自的內部調整改革提供更好的國際制度環境。雙方應儘力維護現存的國際秩序,積極承擔國際責任,把維護中美關係視為維護國際秩序努力的一部分,共同讓這一秩序更有活力和張力,而不是另起爐灶、另立山頭。總之,定位為“競爭對手”是一回事,如何開展競爭是另一回事。在戰略競爭時代,中美兩國恐怕要更多着眼於如何積極有效地管理競爭,明確競爭規則,管控經濟競爭的後果,避免開展意識形態競爭和軍備競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