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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

中美貿易協議助推中國地位上升

20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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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糾紛從“貿易戰”降溫為“貿易摩擦”,如今正接近達成一項全面的“貿易協議”。中美貿易談判歷經數輪,最終還是走向理性和解與妥協,這是中美兩國及全球經濟之利好。這場貿易戰無可避免。中國不再是一個中小型發展中經濟體,而是成了一個大型新興市場國家和全球治理的領導力量。這一基本角色的變化促使美國精英尋求以“修正主義”的思維和方式重構中美經貿關係。這一輪重構,在特朗普及鷹派精英團體那裡有着不同的內涵和意義:前者是要解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確保美國賺錢及所謂的貿易公平;後者則是要結構性強制中國重返美國設計的“轉型”框架。

特朗普的實用主義與鷹派團體的規範主義之間始終存在着某種鴻溝,但我們不可放大這樣的鴻溝,因為他們之間還存在着遠超分歧的共同壓力和遏制中國的政治共識。不過,中美結構性矛盾及權力之爭不可能通過一次貿易協議就完全解決。

中美經貿談判最大的衝突並不在於具體貿易利益的再平衡,而在於中國經濟模式所具有的潛在普適性與挑戰性。中美貿易談判中,美方頻繁提出“結構性改革”議題,似乎貿易不平衡只是中國制度不合理的單方面因素造成的。美國不願意在“美式全球化”之外看到另外一個“中式全球化”的野蠻生長,而中國持續不斷輸出資本與發展模式的全球治理行為無疑觸痛了美國最敏感的政治神經。

最可怕的不是產品競爭,而是產品與市場背後的政治模式之爭。在美國人所構造的民主模式與中國式威權模式之間,近些年的演變趨勢沒有反映出美國模式的顯著優勢,反而是中國影響力快速擴散。因此,貿易摩擦及其談判過程就不只是在談貿易,也是在談政治,以及人類未來的發展道路。如果中國全盤照收,屈膝投降,放棄自身道路而全盤美國化,則中國人民百餘年的奮鬥犧牲成果就將完全消解。這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接受的。為了人類的前途,中國也不能簡單放棄,因為中國模式之比較優勢恰恰在於自主、和平與發展,是對美式全球化的有效補充、矯正甚至是批判性超越。美國為一己私利壓迫中國放棄自身發展道路,既是對中國人民正當發展權利的否定,也是對人類發展多元性與未來願景的否定。

特朗普在最新的貿易談判發言中多次提及中國與美國共同承擔全球責任,甚至還進一步提議中國加入美俄裁軍談判及有關協議框架。這表明,經歷近一年的貿易戰,中國的堅定立場、經濟實力、理性姿態和剛柔並濟的談判策略最終贏得了對手的肯定和承認。特朗普邀請中國更多介入全球治理事務,是一種積極承認中國地位和角色的體現。但實際上,中國早就開始了對全球事務的思考和介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成了中國應對和塑造新世界秩序的戰略基準和框架。其中,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民族國家有限藩籬和利益對立,是真正全球主義和天下主義的世界觀,而“一帶一路”則相當於將這一世界觀付諸實踐的科學方法論。

當然,客觀上中美貿易戰及特朗普的“極限施壓”確實起到了推動中國加快“結構性改革”的效果,但實際上,中國改革的意志與步伐一直堅定有力。中美貿易協議及美國“倒逼”效應不可能產生有些學者或政治勢力期盼的“顏色革命”後果,相反,這種對抗與重構的過程只能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更堅強有力,更富法治理性,而中國經濟則更具有開放性、創新性和全球引領性的潛質與實力。誠心期待月底的貿易協議成為中國更高水平改革開放及參與全球治理的歷史裡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