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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的使用與濫用

201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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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勒德·泰爾博赫所繪《明斯特和約》簽約儀式。《明斯特和約》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組成部分。

唐納德·特朗普似乎特別中意“主權”這個單詞,以至於在他最近於聯合國發表的演講中,“主權”這個詞出現了21次。

主權概念,或者更明確地說,威斯特伐利亞主權,是國際體系的基本準則。肆虐於歐洲天主教和新教國家之間、令800萬人喪生的“30年戰爭”結束後,交戰各國於1648年簽署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該和約創立了國家主權概念。在這一概念下,所有國家平等,每個國家都對各自的國內事務享有唯一權威,通過這種方式避免因外國宗教勢力干涉一國事務而導致爆發戰爭。這種制度安排總體上來說取得了成功,它結束了歐洲的宗教戰爭,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世界秩序,令不同國家可以更好地和平共處。

三個半世紀過後,威斯特伐利亞主權依然具有重大意義,尤其是其中的不干涉原則降低了國家間爆發衝突的可能性。

然而,它同時也成為了濫用權力的幌子和不負責任的借口。特朗普在維護其“美國優先”政策時就是拿不干涉原則作為說辭,哪怕這一政策是無視世界其他各國利益、赤裸裸的追求私慾行為。中國在為自身侵犯國民人權行為辯解時,也是拿不干涉原則作為說辭。沙特阿拉伯在迴避針對其國內野蠻行徑的批評時,也是拿不干涉原則作為說辭。弗拉基米爾·普京在維護其對異見分子的清算時,也是拿不干涉原則作為說辭。甚至朝鮮在為自身的極權統治辯護時,也是拿不干涉原則作為說辭。放眼全世界,每個露骨的民族主義者和平庸的獨裁統治者都是以主權為借口來為自身不可原諒的行為進行辯護。

沒有什麼比以主權作為說辭是更讓人厭煩、更懶惰的辯解了。這種說辭排斥論辯,無視事實、邏輯和道義。它甚至拒絕參與討論。“別多管閑事”基本上就是它對任何質疑這一說辭、任何揭示愚蠢政策、任何提倡更多自由、或任何出示暴行證據的人的回答。

而對於第三方來說,主權概念會輕易淪為虛弱的道德相對論的借口。最尊重主權的國際機構是東盟,這就是為何當面對緬甸軍政府竊取大選成果、強加數十年無能暴政時,沒有一個東盟成員國站出來提出一句反對意見或作出一點努力。

顯然,主權必須要有個限度。但這個界限究竟如何劃分?

一個明顯的界限是言辭。批評不會侵犯一國主權,正如批評不會剝奪個體的自主權一樣。在民主國家,我們(通常)期待個人能夠容忍批評,並不會因此要求對言論進行審查。那為什麼我們不能對國家提出同樣要求呢?事實上,批評越具有合法性就越有益。當美國批評中國迫害異見分子時,正如中國批評美國懲罰告密者一樣,我們都是在要求兩國行為符合更高標準。

主權的另一個邊界應當是一國的行為對他國造成了迫近的軍事威脅。如果有人說要對你開槍,沒人會期待這個人子彈上膛時,你還需要坐以待斃,你可以奮起反擊,進行必要的自我防衛。在那些雖不常見但危險明顯迫近的情況下,一定程度的先發制人行動必須被允許優先於維護主權。

或許主權最具爭議的界限存在於主權與反人類罪行的關係中,如種族滅絕,或對平民進行大屠殺。國際法體系下軍事干預行動的合法性比較模糊。2005年,聯合國所有成員國一致通過了保護人民免受這些暴行的“保護責任”以及在必要情況下使用武力的原則,但使用武力必須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批准。在“保護責任”原則下,美國及其盟友尋求並獲得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阻止穆阿邁爾·卡扎菲屠殺利比亞人民。但美國及其盟友未能獲得安理會批准阻止巴沙爾·阿薩德屠殺敘利亞人民,直到現在阿薩德依然揮舞着屠刀。1998年,北約在未能獲得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對科索沃實施干預,阻止南斯拉夫對阿爾巴尼亞人進行種族滅絕,因為任何安理會決議都會遭俄羅斯或中國一票否決。

但是,這種干預行動有時是必要的,主權無法成為國家肆意妄為的全權委託書。畢竟,主權這一概念曾包庇納粹德國對600萬猶太人實施大屠殺,也曾袒護紅色高棉殘害1/4柬埔寨人。就連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這樣的和平愛好人士和多邊主義者,都原則上支持進行人道主義干預。他說:“沒有任何法律原則,甚至包括主權原則,能包庇反人類罪行。”當有大量證據表明一場反人類罪行正在進行或迫近時,當和平手段都被證明無效時,主權應當退居其後。

主權的最後一個界限與國際法和國際協議相關。一些國家經常提出的、為自身反對批准某些決議辯護的愚昧論點就是,批准這些決議將“限制其行動自由,從而侵犯其主權”。

這是當然的。一條決議要想有效,肯定會在一定程度上侵犯到主權。這是所有法律和協議的根本所在——我們設立行為準則以約束自身行為,這樣我們才能約束他人行為。這樣做正是因為我們認識到,共同約束自身行為有助於維護我們的長期利益,而不是陷入一場每個人都只顧追求各自短期私利的混戰。

對於退出核不擴散條約的朝鮮金氏政權來說,或者對於計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特朗普政府來說,它們都認為這些協議侵犯了其國家主權,而對於這種說辭最恰當的回答就是:“是的,而這正是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