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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末到8月初，俄美關係因新一輪相互制裁而引起各國媒體的關注，特朗普總統用達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來形容當前的美俄關係現狀。耐人尋味的是，特朗普本人在當選之初到7月上旬德國G20峰會期間，一直表示希望美俄關係有所改善，特別是在漢堡會議期間兩次與普京會談。但與特朗普個人願望相反，美俄關係一步步跌入深淵。這說明有一些難以逾越的因素阻礙着掌握美俄關係主動權的美國政府修好雙邊關係。
其一，美國執政集團無法容忍俄羅斯政府通過干預美國總統大選破壞美國民主體制。其實，7月28日美國參議院通過的新制裁法案，就其制裁內容來說並無多少新意。第一，因干預此輪總統大選而發起制裁，奧巴馬政府在2016年12月末已經進行。第二，儘管7月末的制裁新增加了針對俄羅斯與歐盟國家之間通過波羅的海海底修建天然氣管道的“北溪”（Nord Stream）項目2的內容，但與烏克蘭危機以來通過的制裁措施相比，總體上範圍要小得多。此輪制裁引人注意的是國會兩黨的高度一致性和前所未有的限制總統解除對俄制裁權利的有關條款。這說明美國執政集團無法容忍俄羅斯政府損害他們一貫引以為傲的美國民主政體。無論最終的調查結果如何，持續發酵的“通俄門”效應將伴隨特朗普整個任期，成為特朗普政府改善俄美關係難以逾越的障礙。
其二，美俄改善雙邊關係的可能性受到烏克蘭危機因素的嚴重製約。2010年奧巴馬政府開始實施戰略重心東移國家新戰略的同時，也實施了美俄關係重啟的政策，試圖通過維持歐洲大陸的穩定，以及相繼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確保戰略中心轉移到西太平洋地區。美國從維持東歐地緣安全與地緣經濟現狀的立場出發，遏止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包容烏克蘭的政策，導致俄羅斯的強烈反彈，使烏克蘭危機從國內政治危機演化成地區危機。俄羅斯兼并克里米亞和在烏克蘭東部支持分離武裝的政策，使在俄羅斯面前沒有自衛能力的歐盟一方面被動要求美國領導的北約加強歐洲東部的防務，另一方面則主動使用本身最主要武器，發起不斷擴大的經濟制裁來警戒俄國。例如，在美國此輪制裁前，歐盟在2017年6月28日宣布將制裁再延長半年。因此，儘管烏克蘭危機加強了歐盟與美國對俄政策的一致性，但同時也使美國制裁俄羅斯的政策受到歐洲盟友對俄政策的制約，讓特朗普政府不能冒與歐洲盟友關係破裂的風險，自行在制裁領域奉行與俄羅斯緩和的政策。而在普京政府看來，解除或者減輕制裁應是緩和俄美關係的首選項目。
最後，美俄關係緩和還受到相互依存關係脆弱的限制，改善動力不足。與中美關係中的經濟深度相互依存不同，俄美之間的經貿聯繫從2013年以來處於不斷萎縮之中，貿易總額從2013年的380億美元左右急速下降到2016年的不足100億美元。這不僅是制裁的後果，更加重要的是，2013年以前作為俄羅斯對美第一大出口項目的油氣出口已經不再被美國需要，近年美國油氣自給率大幅增長，已接近成為凈出口國。當前，俄美貿易總額只佔美國貨物貿易總額的0.3%左右。同時，美國反導系統和北約快速反應部隊在與俄羅斯相鄰的東歐國家加緊部署，使得俄美在歐洲的安全相互依存無從談起。對阿薩德政權的不同立場也影響了美俄兩國對敘利亞境內恐怖主義力量認定的一致性，反恐合作同樣艱難。在朝核問題上，美國的全面制裁政策與俄羅斯的有限制裁政策也沒有給雙邊關係的改善提供動力。
總之，可以認為，儘管當前的俄美關係並不比奧巴馬第二任期更差，但也很難找到改善雙邊關係的有效雙邊動力。例如，特朗普總統本人的意願受到美國國會與其他客觀因素的嚴重製約，普京本人改善俄美關係的願望雖然沒有受到領導集團內部的牽制，但俄羅斯在烏克蘭和敘利亞問題上的不妥協立場，使普京的願望不被美國所理睬。而不利因素反倒出現了短期固化的趨勢，例如“通俄門”效應，歐洲反導系統部署的不可逆轉，經濟聯繫的逐步減弱。同時，應該指出的是，俄美關係的惡化並沒有對中美關係產生大的影響，在當前中美關係的主要領域，例如，在貿易平衡和市場准入、中美南海之爭以及有關朝鮮核問題的合作與矛盾等重大問題上，美國並沒有因為美俄關係的惡化而調整對中國的政策，俄羅斯也很難因為俄美關係惡化並且更加向中國靠攏而對中國對美政策提供直接助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俄羅斯與中美兩國的綜合實力相比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