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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應避免出現「失去的十年」

2017-04-11

朴槿惠總統的被彈劾讓韓國進入選舉季,不出兩個月,這個全球第十一大經濟體會有一位新的當家人,而無論誰勝選,當務之急都是解決韓國經濟面臨的挑戰。這個國家不僅面臨著區域經濟增長前景黯淡、與主要貿易夥伴關係緊張的短期壓力,還必須作好準備應對中期消極態勢,如勞動力減少、收入不平等加劇以及家庭負債水平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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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日本陷入漫長的經濟萎靡,一直持續至今。這在今天被稱作“失去的十年”。為了避免在韓國出現這種結果,下屆政府必須尋求積極的國內改革計劃。

韓國的現代化繁榮,很容易讓人忘記在朝鮮戰爭之後,這個國家是怎樣一路走過來的。那時,南方的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而北方是朝鮮半島更富裕的另一半。這種狀況用了十多年時間,靠着美國的數十億美元援助,才得以扭轉。自此,韓國成為世界上發展最成功的事例之一。今天,它的人均GDP超過3.5萬美元,是經合組織正式成員,擁有從LG到現代、從Big Bang到防彈少年團等一大批世界著名製造業和文化品牌。

儘管有成功的歷史,韓國經濟的中期前景卻相當疲軟。韓國是世界上人口老化最快的經濟體,從2020年到2050年,它的勞動力預計將以每年0.94%的速度減少。考慮到該國龐大的資本存量,這意味着未來大部分增長必須來自於生產率的提高,尤其是在一向苦苦掙扎的韓國服務業。遺憾的是,近年來的趨勢恰恰相反。過去五年里,韓國生產率的年均增長速度大大低於歷史水平。在需求方面,亞太地區安全緊張局勢不斷升級,而全球貿易增長仍可能持續低迷,這也就意味着,提振國內消費對未來經濟前景是至關重要的。然而,社會保障網薄弱、家庭債務水平過高、年輕人失業水平上升,這些加在一起只能說明提振國內消費難以實現。最後,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正採取積極的產業政策措施,這給韓國製造業產品,如液晶顯示器、集成電路和工業機械人等形成了新的壓力。

近期出現經濟崩潰的可能不大。韓國有紮實的宏觀經濟基礎,包括充足的外匯儲備、較低的公共債務和巨額經常賬戶盈餘。儘管面臨美聯儲一系列利率上調,韓元仍相對穩定,最主要的韓國綜合股價指數(KOSPI Index)處在近五年的高點,消費者和商業信心開始從彈劾期間的低點回升。再加上韓國央行寬鬆的貨幣政策立場,以及下屆政府很可能迅速採取行動,提出財政刺激方案,為一切短期性疲軟提供支撐,2017年韓國的GDP增長速度有望達到IMF在2016年10月份預測的2.7%。

儘管如此,債務、人口統計數據和生產率增長放緩都說明,真正有可能的是韓國正面臨“失去的十年”。在這種情況下,下屆政府極有可能向海外尋找刺激增長的機會。這是韓國傳統的政策路徑,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該國貿易額與GDP之比超過100%,與韓國經濟規模和發展水平極不相稱。不過,這種政策也許將被證明是無效的,甚至適得其反。

首先,韓國利用擴大自由貿易協定關係網等政策來促進出口的空間已經有限。首爾已經與中國、美國、歐盟這世界三大市場和韓國三大貿易夥伴達成了協議,達成更多協議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充其量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下屆政府可能會忙得不可開交,只能夠管理與現有的自貿協定夥伴的關係。特朗普政府已經發出信號,它認為當前美韓雙邊貿易關係的天平不公正地向有利於首爾傾斜,希望糾正這種所謂的“失衡”。韓國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締結不滿兩年,中國經濟持續放緩,北京一方面向它這個較小的鄰國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經濟脅迫,一方面實施雄心勃勃的產業政策計劃,兩者對韓國的出口特別是對高科技產業都是不祥之兆。歐洲由於在後危機時代復蘇緩慢,增長前景也依然有限。近期內,韓國最大的市場中,沒有哪家看上去能提供更多的短期機會。

其次,加大出口很可能危害國家的長期經濟發展。韓國擁有異常龐大、異常外向的製造業,而它的服務業在生產率和佔整體經濟活動的比例方面相對落後。這些結果之間有着密切的關聯:正是歷年來的政策把資源拿去(而且還在繼續)建設製造業強國,導致了韓國服務業的資金匱乏。繼續採取這種政策是荒謬的。韓國服務業生產率低下也意味着服務業的生產率潛在收益是最大的。對這一領域進行政治資本投資,可能比用同樣的努力去促進制造業出口,能帶來更大的回報。何況,現代製造業是勞動強度低且走下坡路的行業,資源繼續向它傾斜不會帶來多少額外就業機會,反會繼續阻礙服務業的發展,而後者也許會提供幫助韓國減輕社會疾患爆發的最好機會。

下屆政府應該從它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五年任期開始,就尋求積極的結構改革方案。鑒於生產率增長對國家未來經濟的核心作用,有兩個領域值得特別關注,一是以提高人力資本配置效益為目的的勞動力市場改革,二是放鬆管制,改善更廣義的資源配置,降低特別是服務業出入門檻。這將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要韓國政府戰勝強大的既得利益,多管齊下採取行動。例如,沒有相應的措施改善薄弱的社會保障網,那麼,廢除有關解僱工人的過於苛刻的法律,可能既達不到效果,也不會在政治上成功。但韓國幾乎別無選擇,“失去的十年”的威脅已經出現,而且與日本相比,此時韓國的人均收入水平比它低,不平等更嚴重,財富積累少。同時,韓國還面對着競爭更激烈、更加不確定的全球經濟格局。

韓國與多數發達國家一樣處境困難,因為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變得更突然、更獨特、更難預料、更不可控。從教育系統的巨大壓力,到公務員申請過程的慘烈,韓國人已經表明,他們願意並且能夠進行異常激烈的競爭。但要延續國家的成功,需要將這些能量引往新的方向。這有可能既讓目前擁有特權地位的人,也讓拚命使收入滿足生活需要的人都感到不適,並帶來爭議。然而對韓國來說已經不存在無風險的選項。下屆政府有兩個選擇:要麼承擔大膽改革的內在風險,要麼接受不作為的內在風險。而前者至少還能帶來些許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