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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許多 耶魯大學福克斯研究員

廣島:一段歷史,兩種記憶

2016-05-25

針對即將訪問廣島,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接受日本NHK電視台專訪時說,其目的不是“單純地重溫歷史”,而是推動和平和無核化世界。他還明確表示,將不會對日本原爆倖存者道歉,因為對戰爭期間領導人所做決定提出“質疑和分析是歷史學家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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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不全對。首先,雖然面向未來、不單純“重溫歷史”值得讚賞,但問題是,如果關於歷史的共識從來未能達成,或者更糟糕的是,如果歷史成了由官方話語背書的選擇性敘事,那麼我們如何能從歷史中汲取教訓並避免重蹈覆轍呢?

更重要的是,歷史學家已經對歷史中令人不快的事實提出過嚴厲質疑並進行了研究,但他們的研究成果很少能被送呈決策層,並帶來改變。

關於使用原子彈是否是最好的選擇這一疑問,通常的觀點是當時的杜魯門政府已經沒有更好選擇。鑒於在沖繩爆發的地獄般戰鬥,美國預計進攻日本本土將導致數十萬美軍傷亡,而使用原子彈則拯救了這些士兵的生命。原子彈還成功迫使日本更早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解釋在戰爭結束之初就被提出,並一直受到政府的認可和維護。換言之,這是對這段歷史的政治正確的敘述。

不過,在過去數十年間另一種敘事開始挑戰官方敘述。由於大量檔案解密,美國歷史學家和學者們得以重建這段歷史的另一面。

一些修正主義歷史學家,以加爾·阿爾佩羅維茨為代表,他們認為當時的美國決策者將原子彈更多視為是一種外交手段,以瓦解蘇聯對東歐和北亞的野心,這就是為什麼杜魯門政府在使用原子彈前沒有窮盡其他手段,包括通過在無人區進行警告性轟炸來展示原子彈威力,認真研究日本提出的和談倡議的真實性,放寬無條件投降的條件,等待蘇聯對日本宣戰,或者通過傳統的海上封鎖或空中轟炸來迫使日本投降。歷史學家用來支撐他們觀點的另一項論據是,對攻擊日本本土的傷亡預計數字被嚴重高估了。

阿爾佩羅維茨在他的《原子彈外交》一書中甚至提出了更大膽猜想:恰是美國政府對原子彈技術的壟斷,令美國決策者變得更加大膽,並導致美國政策轉向,而這種轉向是引發冷戰的重要原因之一。

儘管關於杜魯門決定使用原子彈的真實意圖的確存在學術爭議,但大多數學者的共識是,原子彈並不是結束戰爭的必要手段,更進一步來說,即便轟炸廣島是合理的,轟炸長崎則是完全沒有必要。

美國這兩派敘事的衝突,在1995年史密森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爆發的爭議中得到了最好反映。為了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周年,博物館決定展出在廣島投放原子彈的艾諾拉·蓋號B-29轟炸機,同時還安排了關於日本受害者的展示。同時,這次展覽還嘗試將原子彈轟炸日本置於一個更大背景來看待,即不僅是二戰的終點,也是冷戰的序曲。這種表述引發了美國老兵團體的強烈反對,並最終導致參議院專門為此召開聽證會。最終,直至博物館館長宣布辭職、館員重寫了大部分描述,紛爭才得以平息。

由此,我們可以一瞥由官方敘事熏陶、支持的大眾記憶和學者觀點之間的重大差異。在觀念的一端,使用原子彈是正義復仇的象徵,是美國技術和科技優勢的展示,是原本可能在進攻日本本土時死亡的美日軍民的救星。而在觀點的另一端,原子彈的使用反映出不合理的決策流程,並展示了核武器釋放出來的恐怖。

不過幸運的是,這種差異正在縮窄。根據皮尤中心布魯斯·斯托克的研究,1945年85%的美國人支持對日本動用核武器,到1991年時這一數字降至63%,而在皮尤中心去年進行的調查中,只有56%的美國人仍認為使用核武器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在18-29歲的年輕人中,只有47%的人認同使用核武器。這意味着如今更多美國年輕人反對,而非認可,在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

在美國國內,對奧巴馬訪問可能帶來不利影響的擔憂正在升溫。近期在《華爾街日報》刊登的一篇評論寫道,訪問“意味着美國的(原子彈)轟炸扮演了開啟更不和平和安全世界的角色”,而“這是從歷史中汲取的錯誤教訓”。不過,公眾態度的改變趨勢成為奧巴馬訪問廣島的重要支持,這一大膽舉動在數年前尚不可想像。為了避免將自己捲入使用核武器的道德爭論,奧巴馬選擇迴避關於歷史的對立觀念,轉而將焦點集中在倡導一個無核化的未來世界。

這是聰明的做法,也是妥協的做法,因為美國總統在這一問題上的公開表態會受制於其作為重要政治領袖的身份。儘管訪問廣島的公開信號是無核化,但其未明言的意義更為重要。

尤其是對戰爭造成的道德困境的必要反思。人們看待歷史的方式將很大程度影響他們對自己和他人的認知,並進而影響其未來發展軌跡,以及他們和外部世界的互動。從這一點上來說,我們從來都不是重溫歷史本身,而是重新認識當下並重新定義未來。多謝廣島,給了我們一個機會重溫歷史,並直面我們各互相衝突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