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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中東之旅:「中國模式」開始上路

2016-02-05

去年末,一位中國觀察家注意到,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31個月以來,已經走訪了33個國家。然而,凱里·布朗寫道,名單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遺漏:朝鮮和中東國家。朝鮮仍然不在習的名單上,但中東在。1月份他訪問了埃及、沙特和伊朗。與他的多數出訪一樣,習的行李里有兩樣虛擬的東西:他的“中國夢”和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

“中國模式”:理論與實踐

“中國模式”或許不是眾多中國外交事務專家或中國領導使用的詞彙,但它近年引起了相當多的關注,因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它代表着對西方主導的援助機構和主要經濟體官方發展援助(ODA)所制定的“限制性條件”的一種替代。這一模式承諾提供資金、技術和熟練工人的基礎是平等、互利和不干涉,這也是上世紀50年代出現、今天依然是中國外交政策核心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主要內容。不少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包括親西方的,都發現中國的援助(現在主要是低息貸款)和投資方案有吸引力,因為它們既不受制於IMF或世界銀行所要求的緊縮或結構調整,也不像美國和其他國家ODA那樣附帶人權、勞工及政治改革、以及環境保護方面的條件。

中國的發展模式有很大賣點,並與習近平的“中國夢”相呼應。這個“夢”是中國領導人利用歷史恥辱和中國的崛起來激勵人民努力奮鬥的另一項努力,關乎實現繁榮、加強軍力、改善人民生活和民族復興,一句話,中國目前發展階段的優先目標是經濟快速增長和政治穩定。這意味着,中國在海外必須尋找安全地獲得能源和其他資源的途徑,以維持這種增長,並以切實的物質進步來安撫一個潛在不安的社會。

因此,在習近平的戰略設想里,中國夢與“中國模式”互為補充,其中,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是一個核心部分。在全球南方國家中選擇合作夥伴時,中國喜歡選擇強勢國家,它們有中國那種強有力、可預期的領導人,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存在社會和政治集團的挑戰。(在國情所及範圍內)效仿中國的“新權威主義”道路,需要引導經濟擺脫對西方特別是其金融機構的依賴。在這方面,無論自身還是多邊,中國一直都是積極的促進者。例如,就像最近有報道提到的:“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眼下為(亞太)地區提供的貸款比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加起來都多。”(《紐約時報》2015年10月6日)。通過諸如金磚國家和亞投行等各類多邊組織,中國帶頭成為了增加開發融資的獨立來源。

當然,中國的崛起沒有遵循既定的路徑模式,因此它存在着相當大的矛盾。最明顯的就是,中國經濟與主要西方經濟體及其金融機構的關係盤根錯節。沒有海外華人和西方的資金、技術與技術顧問幫助,其市場改革無從談起,更別提中國自己的創業史。不過,就算沒有“中國模式”幾個字,這也不是它的唯一矛盾之處。促進人類發展、人類安全和公民社會,也就是說,改善草根階層狀況,減少貧富收入差距,(通過改善識字率、男女平等、健康與安全條例、清潔用水狀況和強有力的環境保護)進行能力建設,而不只是靠集權控制的鐵路、礦山、水壩、港口建設等大項目自上而下地增強實力,在這方面,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商業活動紀錄,並不比西方參差不齊的紀錄有所改善。

況且,雖然中國的援助使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現代化,但沒有什麼證據顯示它減少了腐敗,促進了法治,或是保護了熱帶雨林和其他自然資源。難怪非政府組織,如工會、環保組織和小企業,都成為中國在(比如)巴西、秘魯、智利、菲律賓、緬甸和尼日爾發展援助的批評者。雖然中國極力否認,但對中國“新殖民主義”的指責還是越來越頻繁。甚至在支持中國發展目標的國家,比如支持“絲綢之路”戰略的斯里蘭卡、哈薩克斯坦、緬甸和蒙古國,也出現對某些中國資金支持項目的抵制。一個原因是中國宣稱的相互依賴目標已經變成了過度依賴。(參考甘鈞先、毛艷“中國新絲綢之路:通向何方?”《亞洲視角》Vol.40,No.1,2016)

習近平中東之旅

中國與發展中世界交往的一個主要戰略是進入西方不敢涉足的領域,這也是習近平1月中東之旅的原因。這種做法由來已久,它始於上世紀50年代援建坦桑尼亞至贊比亞的坦贊鐵路,當時中國的官方援助計劃尚在起步階段。伊朗則是這種機會主義的最新重要實例:當伊朗因實施核計劃遭受制裁時,中國生意興隆,而且博得阿亞圖拉和伊朗商人們的歡心。就像一位歐洲外交官說的,中國投資者設法繞開西方銀行的制裁,“填補了空白”,進口伊朗石油,銷售汽車,承包所有類型的大型建設項目,並藉此成為伊朗最大的貿易夥伴。習近平1月份訪伊的成果,就是簽定了包括能源和工業合作在內的17項協議。據說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告訴習近平:

“伊朗政府和國民始終(並仍然)尋求與中國這樣獨立、可信賴的國家擴展關係,在此基礎上,伊中兩國首腦有關(促進)25年戰略關係的協議完全正確,並充滿智慧。西方(政府)從來就不曾贏得伊朗國民的信任。”

對於與美國及其歐洲夥伴達成的核協議,阿亞圖拉不斷表示出猜疑,這與對中國的認可大為不同。

從戰略角度看,習近平對中東三國的訪問頗有意趣。首先,它使中國能源狀況有所改觀,因為中國正變得日益依賴中東石油。其次,這也是冒險,因為與伊朗和沙特打交道,使中國直接置身兩國因敘利亞和也門內戰,以及兩國深深的宗教差異而產生的爭端之中,而這種爭端已經導致兩國關係的破裂。第三,習近平此行旨在與三個專制政權建立關係,這些國家與美國多有齟齬,但對長期的、以向西拓展陸路和海上聯繫為基礎的“絲綢之路”戰略至關重要。例如,在大約有4000個政治犯,軍政府徹底摧毀“阿拉伯之春”潛在民主力量的埃及,習近平簽署了一個為期五年的戰略合作夥伴協議。埃及領導人對絲綢之路倡議讚譽有加,兩國共簽定了21項協議,其中一個是讓中國企業“設計、建設和運營”兩個科技園區。在對也門採取可怕轟炸行動,不尊重法律程序處死政治對手的沙特,習近平出席了沙特阿美與中石化100億美元合作協議的簽定。

非洲的不同

不過,非洲的情況完全不同。由於缺乏伊朗那樣的資源和應對能力,中國經濟低迷以及由此對非洲出口商品需求的急劇下降,使非洲大陸受到極大影響。 2015年,中國從非洲的進口減少40%,貿易平衡嚴重向中國傾斜(出口1020億美元,進口670億美元)。尼日利亞的石油、贊比亞的銅、南非的鐵礦石及其他典型對華出口都蒙受重大打擊,導致這些國家失業率上升,並出現償債困難。2015年12月約翰內斯堡的中非峰會上,習近平承諾提供600億美元的發展支持,幫助非洲“實現自主可持續發展”,但這種可能性看來非常遙遠。

在中東和非洲的這些進展,首先說明中國在當今經濟全球化中的份量相當大。其次,它表明無論“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看上去有什麼不同,最終也不過是為了一己之利。中國國際企業和貿易機構並沒有讓自己的出口適應東道國人民長期的基本發展需求(雖然這實際上是東道國的任務)。與他們的西方同行一樣,中國人也是在商言商。同時,和西方政府一樣,北京利用國有和私人生意服務於更大的戰略目標。而對人權和民主,是沒有討價還價餘地的。

第三,錢說了算。但錢的泛濫,比如中國以眾多大型建設項目的形式對尼日利亞投資,在最大利潤回報流向捐贈者的時候,就有招致當地人忿恨不滿的危險。尼日利亞就是發現中國產品(如電纜)質量低劣的幾個國家之一,而且,中國工廠複製當地產品(如染色紡織品),導致當地人失業,建築項目則使用中國產品(如鋼材),而不是當地產品。

第四,促進自力更生和恪守不干預是好原則,但中國並不總在踐行。投資礦山等採掘業,用製成品交換自然資源,這是一種新殖民主義模式,它對非洲和拉美國家來說簡直太熟悉了。中國的援助和西方援助一樣,也許自詡不附帶政治條件,但肯定有政治上的期許。而且,援助通常會觸碰當地的政治利益(反對黨、工會和其他民間社會團體)。在不少有關中國援助和投資邊緣化當地勞工、鼓勵賄賂的報道中,這些投資都伴隨着購買中國產品,或與中國國有企業簽合同,而且還成為當地選舉時的一個問題。中國的大手筆項目,如橫跨南美北部的鐵路,就由於牽扯到當地政治、貪污腐敗和NGO的反對而遇上麻煩。

第五,華麗的詞藻替代不了慷慨的行動,特別是替代不了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需要作出某些犧牲,好讓那些苦苦掙扎的國家得到有效幫助。只有增加就業和培訓,實現環境可持續與社會公正,換句話說,就是促進人類安全與人類發展,談“非洲的崛起”、“非洲人的非洲”、“合作共贏的發展”才有意義。但這些並不是“中國模式”的目的,也不是西方模式的目的。

最後,某些情況下,中國在一些重要的開發項目中搭便車,既依賴他人,又不為得到的服務掏錢。例如它在阿富汗的採礦業務,靠的就是美軍的反恐行動。它的中東石油進口是靠美國海軍的保護。隨着中國海軍力量的提升,將來可能會有所改變,但近期,中國軍隊的注意力是保衛近處利益,如南海和東海。周邊鄰國,特別是日本、菲律賓和越南,可能非常想知道習近平對領土主權的強調是否也是他“中國夢”的一部分。當然,它們與中國進退維谷的關係,與習近平在中東的外交成功有天壤之別。

“中國模式”能持續嗎?

簡單說就是,“中國模式”呈現出了一幅複雜圖景,代表着國際政治經濟學通常具有的不可知性,特別是在援助-贈予方面。受援國當地政治文化的敏感往往成為援助與投資項目的潛在掣肘。尊重人權、法律法規和環境對一些國家政府和民間團體來說十分重要,雖然對中國國有企業和商人來說不是這樣。這些複雜問題揭示了一個最終結論:中國經濟實力越強大,在全球範圍內的介入越多,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模式”的吸引力就越小。這不僅因為中國援助、貿易和投資的規模與力度註定會遭遇日益增多的地方阻力,而且因為中國的深層滲透,就如西方發現的,將在發展中國家領導人中製造怨恨:受援國依附性發展,並被要求支持捐贈國的政策和作出軍事讓步,而捐助國為保護投資,會竭力建立勢力範圍。總之,把經濟與政治分開將變得越來越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