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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趙明昊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中國論壇特約專家

中美「新型」關係應有更多實質內容

2015-10-28

習近平主席結束對美國事訪問不久,奧巴馬政府就宣布完成TPP協議談判,美國軍方還宣布將在南海地區展開更多針對中國的軍事行動。顯然,中美關係並不會因為元首會晤而變得風平浪靜,雙方都有可能繼續做出讓對方感到不愉快的事情。北京和華盛頓需要想方設法,讓兩國最高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從紙面文字變為實踐,進一步阻止中美關係滑向戰略對抗。

不少美國戰略界人士對北京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不感興趣,甚至有人呼籲奧巴馬政府對此予以抵制。今年7月,安德魯·埃里克森在參加眾議院有關南海問題的聽證會時稱,“修昔底德陷阱”和“新型大國關係”這兩個有問題的說法及其相關變相表述,應該從美國官方詞語中摒除。實際上,北京已經意識到,對“新型大國關係”抱有負面看法的美國人不在少數,尤其是那些正逐漸進入決策者隊伍的年輕一代戰略界人士。

分析美中問題專家的代際差別是非常重要而有意思的,這也許是預測中美關係趨勢的一個重要因素。芮效儉、李侃如、蘭普頓等資深外交官和專家,他們是見證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走出毛澤東時代的憤怒和孤立並不斷融入世界的一代。而與之相對,安德魯·埃里克森屬於見證中國崛起的那一代。這個群體還包括目前出現的負責東亞事務的國防部部長副助理鄧馬克,以及拜登副總統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埃利·拉特納。

顯然,新一代美國決策者和專家們對中國在過去30多年來的巨大變化缺乏個人親身感受,但他們卻對中國在過去十年和過去三年的變化頗有體會。讓人感到擔心的是,新一代在處理中國政策上的態度往往要強硬得多。他們基本上是從大國崛起和大國權力相爭的角度看問題,將中國視為20世紀的德國、日本和蘇聯。

說實話,在中國也有不少人對大國涵義的理解仍然停留在20世紀,甚至是19世紀。在21世紀,“大國”的內涵需要重塑,也正在重塑。大國不能靠攻城掠地來增加和維護權勢,大國之間需要相互保持克制,探索合作共贏之道。一方面,中國把南海變成自己的內湖不會促進反而會阻礙中國崛起,中國不應全盤接受19世紀美國將軍馬漢的海權思想。另一方面,美國也不要指望它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會和幾十年之前那樣一成不變,沒有權力的分享就不可能有責任的分擔。

北京和華盛頓應更加重視“新型”而非“大國”的部分。應對網絡安全、氣候變化等21世紀才出現的新型挑戰呼喚中美之間的“新型關係”。首先,兩國決策者們應認識到自己在知識、能力和經驗上的欠缺,不少官員對網絡世界是非常陌生的。他們需要更大的耐心來多了解並尋找新辦法,而不是輕易擺出一副相互對抗的架勢。其次,非國家行為體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構建更有效、更廣泛的政策制定網絡,將網絡專業人士和氣候變化專家等納入其中。第三,官員們要善於用簡單的方式告訴普通民眾問題的複雜性,而不是不負責任地拋出過於簡單化的答案。

習近平訪美期間,他專門花時間與微軟、蘋果、Facebook等互聯網企業家們進行交流,並明確承諾中國政府不支持任何網絡商業間諜行為。中美將就應對網絡安全爭端成立更高級別的工作機制,並探討共同推動網絡空間的國際規則制定。這些進展讓人們期待中美新型關係得到進一步充實。數年前,北京和華盛頓還因為氣候變化問題而相互纏鬥,但如今氣候變化問題卻成為雙方合作的亮點,並有力地帶動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努力。或許,在網絡安全方面,可以出現一個相類似的成功故事。

對新型大國關係完全棄之不顧是魯莽和不負責任的,不對抗並不只是北京的單方面需要,中美的競爭性共處需要新型大國關係這一框架。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的確不應再被濫用,它太容易讓人們受害於過於簡單的歷史類比,而忽視中美關係本身的複雜性。華盛頓應更清楚地看到,北京一直在為此持續作出努力,這些努力是微妙的且具有創新性。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雙方就國際經濟治理機制的改革達成新的共識,並開始構建一種事實上的全球發展夥伴關係,在國際維和、反恐、公共衛生、野生動物保護等方面拓展新型協作。

底線就是,如果中美兩國決策者們能夠培育適用於處理21世紀全球事務的新型戰略思維,並更加投入地發展新型關係,那麼北京和華盛頓就有望避免陷入大國激烈衝突的老遊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