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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賀文萍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

國際刑事法院:非洲問題上的中美差異

2015-07-20

近年來,國際刑事法院(ICC)與非洲之間的關係陷入低谷。雖然有多達34個非洲國家為ICC締約方,但因為ICC近年受理和審判案件對象大多為非洲國家領導人,並且在執法過程中表現出傲慢和對非洲主權與尊嚴疏於尊重,因此正越來越多地遭到非洲國家的批評和抵制,被非洲視為已背離了預期目標、蛻變為實施雙重標準、僅針對非洲國家立案定罪的政治機構(ICC自2002年成立至今審理的八宗案件里,七件是針對非洲前領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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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對ICC說“不”的最新一輪憤怒在今年6月中旬南非約翰內斯堡第25屆非盟峰會期間再次爆發。由於ICC不顧非盟反對執意在峰會期間要求南非逮捕參加峰會的蘇丹總統巴希爾(ICC分別在2009年、2010年兩次對巴希爾簽發逮捕令),因而遭到了蘇丹政府、非盟以及峰會舉辦國南非政府等的集體炮轟。蘇丹總統巴希爾不僅毫髮未損從容來去南非,而且被讚賞為在非洲大陸上起到了抵制國際不公正裁決的先鋒作用。非盟委員會主席德拉米尼·祖馬批評ICC在峰會期間發佈逮捕要求是試圖凌駕非盟之上的蠻橫之舉。非盟輪值主席、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則更是直言“憤怒”,批評ICC的手伸得太長,並敦促非洲領導人退出ICC。

雖然退出ICC可能只是一句氣話,在最近的將來也似乎不大可能發生,但此語卻真實反映了非洲國家對ICC積聚已久的憤怒以及打算另起爐灶、自主承擔非洲司法建設的決心。另外,在非洲對ICC說“不”的背後,中國和美國對ICC非洲執法的立場差異也體現出中美在價值觀導向及對非政策立足點上的不同。

截止2015年3月底,全世界已有123個國家正式簽署羅馬規約,成為ICC締約國。雖然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中、美兩國迄今均未成為ICC締約國,但兩國對ICC的立場仍有重大差別。中國未加入ICC主要出於對羅馬規約相關具體條款的解釋和認同持保留意見(如對“普遍管轄權”和“檢察官自行調查權”的定義),但一直密切關注ICC的運作和發展,並對參加羅馬規約持開放態度,不排除在適當的時候加入規約。另外,作為一個自1840年以來就屢被西方侵略、1949年建國以來又屢遭西方敵視的國家,中國和非洲國家一樣,對包括司法主權在內的國家主權特別珍惜,並天然抱有一種格外的敏感,也因此並不認同人權高於主權的價值觀判斷。在ICC與非洲關係的持續走低中,中國理解並支持非洲的主張。如在2013年5月,當非盟峰會通過決議要求ICC將有關肯雅新當選總統肯雅塔的案件交由肯國內法院審理,中國外交部就表示,希望國際社會尊重肯雅人民的選擇,也希望ICC認真傾聽非洲國家和非盟的意見。同年11月15日,當非盟推動聯合國安理會對有關推遲ICC審判肯雅領導人的決議進行表決時,中國也投了支持票(但該決議最終以7票支持,0票反對,8票棄權的表決結果未能獲得通過)。

美國對ICC態度消極,則緣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價值觀訴求,與美國例外論下的自我利益保護存在矛盾。從全球戰略以及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和推廣人權高於主權等價值理念角度出發,美國需要並且希望ICC在審理種族滅絕、反人類罪等方面立規樹威,但又要求ICC基於美國例外論給予所有美國人司法豁免權。換句話說,所有的ICC立規樹威都只能是針對美國以外的其他人,是典型的對人不對己的霸道邏輯。由於小布殊政府時期美國先後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那一時期美國政府對ICC的對抗態度也尤為突出。

雖然美國自身不願受ICC的束縛,但卻希望通過聯合國安理會對ICC進行影響、控制和干預。在有關ICC與非洲關係的辯論中,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輿論常高舉司法公正和伸張正義的旗幟,並指出所有ICC受理案件均為締約國自動提交或經由聯合國移交,相關非洲國家必須遵守和配合執行ICC的判決。但因美國自身游離於羅馬規約之外,難免使人產生美國站着說話不腰疼之嫌,其高呼司法公正的號召力和感召力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事實上,非洲國家當初簽署羅馬規約時也是滿懷司法公平與正義的夢想,希望藉助國際司法體系來有效遏制非洲一些國家領導人的貪腐、獨裁乃至暴行。然而,當有着濃厚西方司法制度影響的ICC在審理案件和發出傳票時,輕視甚至漠視非洲國家的主權和尊嚴,一味追求司法公正,全然不顧相關司法判決對對象國家以及地區局勢可能導致的災難性影響,那麼這樣的司法公正又有什麼意義?因此,如ICC要修復與非洲的關係,重建其權威性和功效性,其未來對受理案件的審理、判決和執法就必須在捍衛司法公平與正義、維護非洲主權和尊嚴以及確保非洲的和平與穩定這三者之間掌握好平衡和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