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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達巍 國際關係學院校長助理

中美還能重建大共識嗎?

2015-08-18

習主席將於今年9月對美國進行首次國事訪問。就在兩國官方緊鑼密鼓籌備此次訪問的同時,中美圍繞南海、網絡等問題仍在激烈博弈。自今年春季以來,美國戰略界更是隱然出現了一場對華戰略的辯論,一些學者呼籲美國政府從根本上反思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八任總統的對華戰略傳統。

最近五、六年來中美關係不僅波動頻繁、競爭面明顯上升,而且更重要的,兩國對對方的戰略意圖、戰略方向的判斷都在向消極方向移動。之所以出現這一態勢,一個根本原因是過去30多年間中美之間的“大共識”已趨於鬆動。重新加固並升級這一大共識是穩定未來中美關係的關鍵。

這裡所謂的大共識,是指兩國在最根本的戰略問題上的一種契合,包括:希望本國成為什麼樣的國家,準備使用何種方式實現國家目標,希望對方成為什麼樣的國家,準備用何種方式對待對方等等。

1972年中美關係破冰以來,美國對華戰略的核心是“接觸”,即通過與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諸領域的密切交往,將中國拉入其主導的國際體系,一方面實現美國自身的戰略與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則希望塑造中國的發展方向: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政治上向西方民主制度靠攏,在國際事務上成為美國領導地位的支持者與配合者。

在這一階段中,中國的對美戰略則可以用“融入”一詞來概括:通過融入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來實現現代化。中國加入了主要的國際機制,接受了主要的國際規則,經濟、社會與外部世界高度融合。不過在融入的同時,中國政府堅持以我為主,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於對外開放可能造成的各種安全風險問題高度警惕。

簡言之,1978年底之後,中美一個要融進去,另一個要拉進來,圍繞中國融入國際體系問題,兩國形成了一個大共識。大共識的存在,幫助中美度過了台海危機、炸館、撞機等困難時刻。儘管有這些危機,中美基本可以就危機論危機,不至於對對方的根本戰略意圖、戰略走向發生懷疑。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融入體系的歷史任務已基本完成。中國在保持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前提下實現了快速崛起。與此相伴隨,中美既有的大共識開始鬆動,最終目標(即美國要塑造中國、中國要堅持特色)上的矛盾開始突出出來。

2005年美國時任副國務卿佐利克發表負責任的利害攸關方演講時,已經提出美國對華戰略需要超越接觸。最近十年,美國國內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接觸戰略的前提假設是錯的:中國不會隨着美國的接觸而改變自己。美國人抱怨中國在政治制度上沒有變化,經濟上政府角色依然突出,外交上則越來越強硬。很多美國人覺得自己拉中國好像拉虧了。從這個過程看,今年春季以來的對華戰略辯論只不過是這一過程的繼續和加強而已。

戰略共識的鬆動並非單方面的。過去十幾年,在中國思想界的光譜整體向左移動的大背景下,在台海危機、炸館、撞機、奧運火炬受阻等事件的刺激下,中國知識界和民眾“說不”、“不高興”的情緒明顯增強;中國社會對於在現有國際體系內能否實現繼續和平發展的憂患意識變強,一些人擔心發生能源戰爭、金融戰爭。在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和報道的知識群體當中,“脫美國化”的說法被反覆討論並廣泛接受,顯示美國從被追隨、被模仿的中心地位,逐漸向更為平等和普通的位置移動。

經貿關係經常被稱作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實際上,一個中美兩國領導人和民眾都能接受、都真心相信的大共識才是中美關係真正的壓艙石。由於大共識鬆動,中美在具體問題上的分歧與矛盾很容易上升為對對方整體戰略意圖的疑慮。中美關係的競爭性、對抗性明顯提高。當代國際關係的性質決定了中美很難發生真正的軍事衝突或者冷戰式的全面對抗,但如果近幾年的趨勢持續下去,兩國發生新冷戰的可能性無法完全排除。一旦如此,美國對華戰略可能從過去35年以接觸為主,防範為輔,轉變為以制衡為主,合作為輔。隨之中國對美戰略也將從以融入為主,以防範為輔轉變為以反製為主,以合作為輔。現在就斷言中美關係已達臨界點或處於戰略十字路口或許還為時過早,過於悲觀,但無法否認的是,近兩三年中美關係確實正朝着這一消極方向移動。

客觀地看,中美關係的時空背景與35年前相比確已是天壤之別。中國經濟規模從15年前美國的12%變成了今天的將近60%,並很可能在未來十年左右超越。中國不但已融入國際體系,而且近兩年提出亞洲安全觀等新理念,“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新構想,從國際體系中的追隨者變成了積極主動的引領者之一。

在這樣的新背景下,原來的大共識確實已經不足以解釋現實、指導未來。事實上,過去十幾年裡中方提出的和平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美方提出的負責任的利害攸關方、戰略再保證,都是在舊的大共識相關性下降的背景下,自覺或不自覺地提出的中美關係新論述。

既然過去中美的大共識是圍繞中國加入國際體系建立起來的,未來中美或許可以鞏固和提升既有共識,形成中美在同一國際體系內共同發展的新的大共識。

為此,中美兩國首先各自需要就一些重大問題作出戰略判斷。

對中國而言,重要的是需要對現存國際體系的性質作出判斷:這一體系是否能夠容納中國和平崛起乃至和平超越?除了在這一體系內發展,中國是否還有其他可行的發展路徑?中國過去35年在這一體系內實現了巨大的發展,未來35年是可以繼續發展下去,還是終將遭遇某種玻璃天花板? 這些判斷將最終決定我們對現存國際體系及對美國的基本戰略取向。

如果體系內崛起仍然是中國的最佳選擇,中國仍需在體系內按規則行動,充分運用規則,以體系賦予的權利來改革體系,並接受普遍規則對自己具體利益可能造成的損害。

對美國而言,最重要的戰略判斷則是:對中國這一意識形態不同、體量上可能會超越自己、與美國深度相互依存的崛起國家究竟應採取什麼姿態?是繼續採取開放性的姿態接納中國在體系內崛起,還是採取排斥性的、競爭性的姿態?遏制或者制衡中國是否可行?中國主動或者被動地離開既有的國際體系是否真的符合美國利益?

如果美國真心實意相信其他國家可以在體系內和平地、合法地超越自己,那麼美國在心態上就需要擺脫對絕不做老二的痴迷,接受被別國和平超越的可能;在安全上需要放棄對絕對安全的執迷,必要時接受相對安全;在意識形態上需要約束對自己價值觀與制度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自信,而同意其或許只適用於美國,其他國家最好自己尋找適合本國的發展路徑與模式。

在各自廓清觀念並得到共識後,中美需要通過一系列具體政策進一步證明本方確實接受大共識,使對方安心。當前最重要的莫過於美方如何讓中方相信其並無破壞中國政治安全的圖謀,也沒有破壞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陰謀,願意在國際機制(如IMF)中給中國合理空間,避免對中國牽頭建立的新機制(如亞投行)作出“膝跳反應”式的反對,歡迎中國加入美國牽頭的新機制(如TPP)。中方則需要讓美方相信,中國願意按照國際規則實現發展、解決與其他國家的矛盾,無意把美國逼出亞洲,願意讓美國加入中方倡導推動的國際機制。

中美兩國需要幫助對方建立信心,兩國都不用擔心對方成為本方失敗的理由。這也意味着中美要有效合作,不僅實現兩國互利,而且需要為體系的維持及改革共同發揮領導作用。

2016年底美國大選結束前,美國對華戰略的辯論可能不會結束。但是辯論的結果未必一定是消極的。就算沒有這場辯論,中美關係的問題也還在那裡,需要解決。不僅美國人可以辯論,實際上中國戰略界也需要討論,並且與美國同行積極對話。希望中美能夠通過深入的討論與對話重建大共識,並實現關係的中長期穩定。